前不久《印刻文学·生活志》推出“木心特辑”，我对初安民说：“你们把木心的所有角度都反映出来了，这简直让也想要做木心专题的同行绝望啊！”初安民很淡定地说：“还好了，实际上我还缺一篇杨泽的稿未到。杨泽当年在纽约和木心有很深的交往，如果他那篇文章收录进来，木心这个人肯定会更加完整。”
初安民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做到什么事，他的心里总是会留下遗憾，他总是觉得结果不那么完满。“唉，谁让我是苦干实干，对美学又特别敏锐的金牛座呢！”他这样感慨着。初安民带着对文学的崇拜入行30年，迄今他仍然没有审美疲劳，他说自己最大的喜悦，仍是读到了好作品——“那份激动和喜悦，是什么都无法替代的！”
而谈到《印刻文学·生活志》这个被很多人誉为“最好的华文文学杂志”的团队规模，初安民呵呵一乐：“我们的文字编辑有三个人，美术编辑两个人，哦对，还要加上我，编辑部总共六个人啦！”
回想从前，一切都是甜的，
因为最难最苦的总在眼前，在现在
晶报：《印刻文学·生活志》（下简称《印刻》杂志）是在2003年创办，到现在差不多快十年了。回顾这段岁月，您觉得最艰难的事情是什么？
初安民：我是在2003年创办《印刻》杂志的，说到印刻出版，创办时间还要更早些，从2002年2月创办算起，到今年已经整整11年了。其实《印刻》杂志本来计划是在2003 年4月创刊，可那时刚好遇上“非典”，台湾政府警告大家少去公共场合，这就意味着我做出来的杂志没人买没人看，当时我心情很糟，觉得就是天要亡我。没办法，创刊的事就只好一直拖一直拖了，一直拖到那年的8月15日杂志社才成立，9月1日终于推出了创刊号。你问我回首往事什么是最难最苦？我反而觉得回想从前，一切都是甜的，因为最难最苦的总在眼前，在现在。
晶报：现在让您感觉最苦的是什么？
初安民：苦到最高点你就不会觉得痛了，这就是所谓的知情无情，知痛无痛。我们举个例子，比如一个有5000万人口的地区，如果图书和杂志出版可以获得最高的自由，也就是什么类型的书和杂志都可以出版，那么社会各界也都会相应地给出版方以回应和接受，市场也就会相对地多元化和细化。而在只有2300多万人口的台湾，当对出版给予充分自由、没有限制的话，相对说来，其实也就意味着大家都没有什么自由了。因为台湾面积小、人口少，市场也相应很窄。出版社为了生存，只好迎合读者；而不迎合读者的出版社，又没有足够的读者来养活你。台湾现在的出版，所有的条件都越来越恶劣，资本在衰退，电子时代也已经到来……我觉得台湾出版到我这一代，还可以勉强撑过去，但是对下一代却是最严酷的挑战。
晶报：让我们还是回忆一些甜的东西吧。我知道在《印刻》杂志创办的时候，很多朋友都热心襄助，侯孝贤导演也曾给你们拍过宣传片。
初安民：我很庆幸自己还有几个好朋友。你知道像侯导给人拍广告片的话，收费最少是要700多万新台币的，而对我们他是不计报酬的。我记得那天早晨四点多，侯导和他的团队就开始拍摄了，那个片子是他亲自掌镜，整个拍摄过程非常严格。这个宣传片拍出来后，又在另一个朋友的帮忙下在电视台播出，也是免费的哦（笑）。
凡是有创意的人，都是我
喜欢关心和重视的焦点
晶报：“印刻”是两个很有寓意的汉字，但翻译成英文Ink，则是“墨水”的意思。您通过这两个字想表达怎样的意思？想用这个“墨水”留下些什么呢？
初安民：你这个解读很有意思。事实上，印刻这个名字是先有英文再有中文的。我们以前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刻章、刻印的店，我就把刻印倒过来，变成了“印刻”。我是一个比较老派的人，总是希望能回到过去，回到用毛笔蘸着墨水来书写的古老传统里面，而不是总在开拓未来，开拓新的东西什么的。你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开时代倒车的人。我的内在是属于中国儒家的系统，但在现实中我更承认自己是西方思维。以文学来说，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学中其实很少普世价值，很少有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的是个人抒怀。印刻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杂志，都是以文学，尤其是小说为载体，我希望通过文学来服务大众，把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刻出来。
晶报：《印刻》杂志常以作家作为封面头像，而我们知道在许多杂志上做封面人物的，要么是政要，要么是明星，要么是著名企业家，您把作家的头像做为杂志封面，是不是想体现一种作家应该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被人们所尊重的思路？
初安民：都被你讲完了，我就是这个意思（笑）。你看每期《印刻》杂志的主角，基本上是以作家为主，有时也会有电影导演和画家，其实在我心里，我是把杂志的主角定位成一个创作者。我觉得“创作”这两个字，不单在文学领域，还应把它扩大化。可以这么说，凡是有创意的人，都是我喜欢关心和重视的焦点。说到作家的地位，我们知道在唐代的历史人物中，唐明皇一定没有李白有名，这是因为一个王朝的皇位
不会永远传下去，而文学家则会因为他的作品而传世、不朽。
晶报：您这是在以后人、以我们现在的评价和推崇来倒推前人，事实上，在沙俄时代，托尔斯泰在老百姓的心里就可以与当时的沙皇平起平坐，甚至更有影响力。
初安民：在我心里，一个权力的支配者永远是没有分量的，我觉得一个动手打人的人绝对不是强者。陈凯歌的电影我是有一些意见的，但他有一段话却让我非常欣赏，他说当自己在片场说“开拍”的一霎那，他感觉自己是和上帝同在的。这就是创作者的骄傲，也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地方。
在文学、生活之间，我们创造出了
一个暧昧而有弹性的空间
晶报：《印刻》杂志的全称是《印刻文学·生活志》，对于杂志的文学部分我们好理解，但对于生活的部分，杂志是怎么呈现的？
初安民：其实创刊的时候，我只是想到了“印刻文学志”这个名字，刚才说了，我当时是带着一种复古的情怀在做，但在手法上我追求的却是要创新，也就是说，我要玩也不能像市面上其它文学杂志那样老套地玩。你知道，像《印刻》这样一份总共240页、有三分之一是彩页、价格却只有199元新台币的杂志，当然需要广告的支持，不然我们是要亏本的。但是，台湾的广告商对于文学杂志是退避三舍的态度。于是，在文学、生活之间，我们创造出了一个暧昧而有弹性的空间，并赋予这本杂志一个我们自己的诠释。要做纯粹文学的话，相对受众有些窄，我们便加入了“生活”的元素。在台湾，相对其它文学杂志来说，《印刻》的广告是非常多的。我常常在说，做文学杂志不要自怨自艾！我自己可以餐风饮露、与世无争，但作者的稿费还是要付的啊，纸张费、印刷费还是要付啊，我的同事们的工资还是要付的啊。
晶报：在当下，即使经营得再好，一本文学杂志也还是难逃赔钱的命运，请问《印刻》杂志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初安民：《印刻》杂志的销售加上广告，基本上可以保持一种微利的状态。这是我比较骄傲的地方，谁说办文学杂志就一定会垮？我不欣赏对一切都是以一种愤青的姿态，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首先要生存，然后再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到那时候你说的话才能理直气壮！总是象祥林嫂一样抱怨，其实是把自己的未来给窄化了，而你一直在努力地做，就会有人注意到你，想要支持你。让我们感动的是，《印刻》杂志吸引来了不少热心的赞助人，比如前段时间台湾一个企业家约我喝咖啡，他递给我了一个旧旧的信封，说是要帮助我们，我回家一打开，里面装着200万（新台币）。
晶报：不仅在香港的书店，我在大陆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书店在销售《印刻》杂志。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于一些定价在十几、二十元的大陆文学杂志，大陆读者往往觉得定价过高，而对于50元一本的《印刻》杂志，他们腰包掏得却是乐此不疲。
初安民：这就叫“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嘛（笑）。其实，大陆的作家在台湾也很红啊，象余华、莫言、王安忆，都红了二十多年了。说回大陆的文学杂志，我觉得可以更多元一些，有更多的展现模式，你看这些年大陆其它领域的杂志已经花样翻新，与国际同步了，大陆的文学杂志要加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