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西游》的自由观念，不仅体现在孙悟空的人物形象再造上，还表现为它的“无厘头话语”和“穿越结构”对传统文艺经典生产方式的深度反叛。理解这一点，或许需要回到这部电影产生之初的历史语境中。在《大话西游》之前，周星驰的“无厘头话语”已在香港流行许久，但在大陆还不具有受众基础。正因为此，在电影拍摄制作的过程中，香港彩星团队与西安电影厂团队出现了观念上的根本分歧。后者无法接受这种偏离大陆美学规范的电影，对其市场前景也持悲观态度。西影厂团队的意见当然有其道理，随后两年《大话西游》在大陆市场遇冷，便是明证。但西影厂团队没有意识到，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蓄势待发，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也正呼之欲出。1996年之后，《大话西游》的“无厘头话语”开始在大陆无障碍通行，至1998年前后形成高峰。
细察之下，我们还可发现，《大话西游》的“穿越结构”在大陆文艺界也已有不少知音。例如张艺谋的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和王小波的长篇小说《寻找无双》，都是典型的穿越叙事。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大话西游》参与推动了一次思想的解放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大话西游的自由观念，与其说是与生俱有的，不如说是在当代现实中被赋予的。
然而《大话西游》的自由观念注定是不彻底的。在这部影片的结尾处，至尊宝对自由和爱情的执着追求以宿命式的悲剧而终结，这也为周星驰在18年之后推出《西游·降魔篇》埋下了伏笔。
降魔篇
想象与自由的退化
在宽大的屏幕上，如来佛祖的巨大手掌缓缓落下，压向面目狰狞的孙悟空，影院巨大的声响和三维视觉的冲击一定让你收获了身心的震撼，而我的内心却变得拔凉拔凉。当我看完贺岁片《西游·降魔篇》，我意识到：自由终结了，想象力也终结了。《西游记》这部古典小说，在当代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经典再生产，先是实现了一种关乎自由的想象力解放，最后又退回到想象的原点：那个热爱自由的石猴，在周星驰亲手创作的电影脚本中，依然是魔性难驯的猴妖，而如来佛祖还是降魔引圣的最高“正能量”。
影片的结尾部分勾出了整部作品的故事结构：以驱魔为志业的陈玄奘，在降魔师段姑娘的帮助下先后降伏了水妖、猪妖和猴妖，并悟得大爱的真义，走上了向西取经的道路。这个“取经四人帮”的故事，完全脱胎于吴承恩笔下的叙事框架，了无新意。不同的是，相比之原典《西游记》，那个孕育于天地精华而又热爱自由的孙悟空被彻底妖魔化了，而无边的佛法却成了唯一真理。通过圣魔极端对立的叙事，来消解《西游记》原典中关于自由精神的叙事，这更像是这个时代的某种观念的退化。
星爷用了十多年时间来创作《西游·降魔篇》这个剧本，可谓用心良苦。但时移世易，星爷再次出手时，自由的理想色彩已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是“人人心中都有一点魔”和“小爱包含在大爱中”这些老掉牙的小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