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是学界大家，他的书信，尤其是探讨学术的书信拍卖，对于学术研究意义是蛮大的。尤其是未公开的手稿，更具相当的学术价值。问题在于，这些珍贵信件的拍卖，沾惹上了市场功利的色彩。不管拍卖公司的作为是否合法，是否造成了对钱锺书先生的著作权侵害，都使这些信件的学术价值变味，增加的只是哗众取宠以及资本趣味。
拍卖行为让钱锺书先生的夫人感到不舒服，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被拍卖的那些书信，都是钱家一家子的“私信”——没有征询写信人的意见而拿到拍卖场上，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示众。尤其是，钱先生的那些书信，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写给香港原《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这种“编作往来”，李国强先生也不宜向外公开，无论是基于职业伦理还是生活常识，李国强先生都应该将这些私密信件好好珍藏，即便是公开出来，也要有最佳的契机——经过足够长的时光沉淀或基于钱锺书学术研究的必要性。
更重要的是，钱家一门，向来温柔敦厚，不慕繁华，也从不在学界招惹是非。而被拍卖的钱锺书信件中，有钱先生对学界同仁的臧否。这种毫无修饰的评价，是钱老公开不愿说的“老实话”。而这些“老实话”也只有在私密的二人环境下才能表达出来。自然，这也彰显钱先生对李国强毫无保留的信任。现在，这些“老实话”被拍卖公司置于阳光曝晒下，反而显得钱先生“不老实”。虽然有些“钱学”专家认为，这并不会影响学界对钱先生的评价，但是对百岁老人杨绛而言，她考虑的未必是拍卖公司的市场行为合不合法，而是对收信者李国强先生的行为不解。
即便是李国强本人，面对杨绛先生的追问，也没有能够理直气壮，强调：“这件事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但他并未透露他的朋友是谁，拍卖公司则以为委托人保密而守口如瓶。
这段公案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和逻辑进行下去，这会让旁观者觉得李国强和拍卖公司在欺负杨绛老人。在这件事上，不要玩太极，也不要拿学术研究作借口，毕竟这些信件拍出的是白花花的银子。利益摆在那，拍卖公司就要唱高调；李国强先生也不妨实话实说，拿朋友当挡箭牌，只能证明本人心虚。
因而，钱锺书书信被拍，不是市场问题，也不是法律命题，而是简单的情与理的常识。和一个与世无争的百岁老人讲冷酷的市场和法律，不仅可笑而且残酷；对老人的态度，是讲情讲理讲信任。如果连这些最基础的真性情都置之一旁，那是对老人的不敬。
事实上，包括李国强和拍卖公司在内，所谓的市场和合法，也不过是钻了“法无明令禁止”的漏洞罢了。即使拍卖无视杨绛先生的反对而进行到底，即使李国强先生以噤声应对杨绛先生，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先生都难逃舆论的挞伐——李国强先生将成为一个不讲情分的反面典型；拍卖公司则是一家不讲理的逐利者。这将给学界造成恶劣的影响，使“编作关系”恶化、异化，这恐非人们所乐见。
最好的结局就是，不管委托人是谁，将这些信件撤下来，或由李国强先生继续保管，或交由杨绛先生留存。（张敬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