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强调向西方学习，但中国的传统似乎在逐渐被漠视，到了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世界一些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回归传统的趋势。就中国而言，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待？
罗多弼：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瑞典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现象定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战争情结”。但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好事。你提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判断，就是全球化和传统的保留有矛盾。然而不一定是这样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和传统的决裂是特别激烈的，如果把中国大陆和台湾相比，在1949年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台湾的国际化程度比大陆高得多，但台湾对于中国传统的保留也很多。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复杂的关系。
经济观察报：尽管如此，似乎对传统文化的保留也是需要强调的。
罗多弼：我的想法是，文化传统的保留具体应当是什么？我读过中国学者写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文章，有的学者希望复兴孔子的传统，给儒家几乎一种支配思想的地位。但从我的感情和价值观出发，我本能地对此产生一种反感。如果从一种学者的眼光看，这也很不现实。让儒家成为一种起支配作用的思想体系，那即使能实现，我也觉得不是好事。我觉得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国家在观念上面应当取中立态度，将思想和价值观的问题主要留给民众去选择。
中国文化传统很丰富，给中国人和世界人提供的资源非常丰富。这些传统如果失去了，当然是个损失，从各个角度看都非常值得保留。回顾“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当然在很多方面做了一些比较可惜的事情。但保留、保持、知晓和信仰是有不同层次的。
经济观察报：这种保留和全球化是没有矛盾的？
罗多弼：是的。给我许多启发的一个现象是，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参考不同的文化传统。就文学而言，最近几十年来世界比较著名的作家都有这个特点，他们的双脚站立在两个文明中。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印度裔作家奈保尔，他出生在中美洲，后在英国长大，他的作品就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又如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过去在巴基斯坦，现在定居英国，他对东西方的传统都有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传统会丰富我们的生活，我作为汉学家对此深有体会。如果全球化发展得比较成功的话，就会创造更大的可能让不同的人参考不同的传统。
经济观察报：瑞典有基督教的传统，这一传统目前似乎仍在维持，但中国的传统儒家早已经衰落了，目前没有体系性的价值观，你如何看待这种对比？
罗多弼：我要纠正你的是，现在瑞典许多人已经不信基督教了。过去瑞典基督教是国教，人们必须加入教会，不能有其他信仰。所以现在很多欧洲人会把教会和压迫联系在一起。但基督教传统和儒家传统有些类似的地方，基督教一些最初的传说、尤其是《圣经》中关于耶稣的部分，是人们都会感到喜欢的。但我们长大的时候所看到的是教会的所作所为，于是产生反感。这一点儒家有些类似，“五四”时期的一些学者不喜欢的是儒家的具体表现，如科举制度、服从长辈等，但如果回到孟子本来说的，可以发现并不是那样。例如朱元璋就禁止了孟子学说，因为孟子主张“君为轻”，这对统治者是很危险的。
经济观察报：“五四”学者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现在回头来看，这些知识分子的一些想法是不是太激进了？
罗多弼：“五四”学者的一系列看法确实太激烈了，如钱玄同曾建议取消汉字，那是太极端了。连像胡适这种比较温和的人，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学时，我也觉得他某些方面的批判太过分了。但我现在自己也处在一个反思过程中，觉得总体而言，“五四”运动有正负两面的作用，但好的是主要的，如“德先生”和“赛先生”。它是和传统的决裂太激烈了，不过反过头来讲，能避免吗？我个人认为，“五四”时期如果能开始得更早一点，如果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学者就开始反思传统，发现西方，那将会更好。
“五四”学者们很早就对中国和西方做了对比，他们发现中国人尊敬、服从长辈，害怕矛盾——如孔子说“君子无所争”。而且中国没有一个发展的理想，认为黄金时代是在过去。但西方人崇拜青年，把社会看作类似生物的东西，主张进化，进化就必然意味着没有活力的部分被淘汰。有了这个认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很快就在中国扎根了。这里有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了中文。但《天演论》本来的意思很清楚，是反对达尔文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应用，认为其只能应用于自然。但到了严复的手里，反而成了一个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
在我看来，这个潮流是很重要的。自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根本的观点总是主张需要进化，分清楚什么人有利于发展，什么人对发展不利。中国很多老百姓也有这种想法，主张优胜劣汰。这可怕极了，由此导致的价值观就会把每个人都看作一种手段，你的价值和你做的东西完全一样，如果你没做什么好事，你就没有什么价值，比如说，“人是革命的螺丝钉”，比如说，不同人的死亡分量是不同的。这和中国的五四运动是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