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的“国字号”热，比如“国学”热、“国服”热、“国宝”热等等，铺天盖地，如火如荼，大有席卷八荒气吞华夏之势，以至于连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忍不住提出“国服”、“国山”、“国花”之类的议题。笔者以为，民间的“国字号”热其情可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议也有情可谅，但国家和政府对“国字号”热最好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
世上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国字号”热反映了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内在需求，也反映了中国文化深厚的民间基础。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十年前在其引发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就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一些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初期阶段往往是以“西方化”来促进现代化，后期阶段则往往是用已取得的现代化成就促进“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他认为，最典型、最成功的例子是日本，而中国则已经开始走向了本土文化复兴的道路。中国目前的“国字号”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复兴，或者说是一个“再中国（文化）化”的过程。因此，非议和攻击“国字号”热，是没有道理的。
不管什么原因，中国目前的“国字号”热都是一种自发的社会思潮和民间行为。古今中外的历史清楚地表明：自发性和民间性是文化的源头活水；根植于社会和流行于民众，是文化生命力持久和影响力广泛的原因之所在。事实上，目前所谓的“国学”、“国服”、“国花”等等，皆是几千年下来中国民间社会自发演进和自觉传承的结果，很少是国家参与和政府主导的产物。比如，中国古代就推行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文化政策，但最终却导致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僵硬化和教条化，扼杀了中国民间社会的文化自觉性和创造性。又比如，中国古代的“十大名曲”，有的已经传唱上千年，可谓是“国乐”矣。但这些“国乐”的创作和流传，皆是个人行为和民间性活动，而那些宫廷音乐和官方音乐则已经是不可得而闻矣！美国的乡村音乐也是起源于欧洲移民来到新大陆后乡愁式的浅吟低唱，爵士乐则是非洲黑人传统布鲁斯音乐和欧洲古典音乐长期融合的产物，而与国家和政府没有什么关系。
目前中国的有些“国字号”热，不但与国号、国都、国旗、国徽、国歌等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符号毫无关碍，甚至有些无聊。比如，泰山和黄山哪个是“国山”的争论，纯粹是地方利益之争。黄山不在“五岳”之列，而泰山虽然名在其中，但难道其他名山就是“二等山民”了？还有，中国古代一向是“梅兰竹菊”并举，号称“四君子”，并没有“牡丹”的事。从这个角度来看，牡丹何德何能当选“国花”？即使梅花在“四君子”之中，难道其他花就是“次等花民”了？须知，“一支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按照当下这种“国字号”热的势头，中国是不是也要开始评选“国树”、“国草”、“国河”、“国鸟”呢？种种“国字号”热虽然议论纷纷、热闹异常，但唯独缺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真正回归，而是用形式掩盖了内容，用外表掩盖了实质。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遗憾的事情。
“国学”不是“官学”，“国服”也不是“官服”，“国字号”更不是“官字号”。国家和政府在“国字号”热面前应保持一种审慎的理性态度，不能盲目地参与其中，尤其是不能成为“国字招牌”的“形象代言人”。事实上，正如老子所说“无为而无不为”和孟子所说“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对于社会上的“国字号”热，国家和政府采取“无为”的态度，给民间社会创造一个宽松的文化空间，做好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守夜人”而不是“裁判员”和“大法官”，可能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和取得更大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