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主编的巨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继去年由复旦出版社出版前三卷之后，马上又将再出版三卷。这套洋洋12卷、研究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全过程的通史已完成一半，预计后年可全部完工。记者日前采访了周振鹤教授。
提起“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很多人可能感到有些陌生。其实，不光是对普通读者，就是在学术界，这门学问长期以来也属于非常偏僻的一类，用周振鹤的话说，“尽管近年来各项学术研究成果累累，但政区史研究仍然空白”。之所以“长期遇冷”，很主要的一点，就是研究的难度太大。
周振鹤指出:“行政区划史的研究不单纯是历史学科的事，而实际上处在历史与地理的交叉范围中，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不但要求研究者对史料进行穷尽式的搜集、排比、考辨，还要求他们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如何运用逻辑推理来弥缝历史链条的缺环，以复原变迁过程的原貌。此外，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与政治过程密切相关，所以这一研究又与政治学有所关联。”在研究中，周振鹤经常听到别人这样的疑问:下这么大功夫去弄清一两千年以前的政区面貌，对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用？对此，周先生既理解又无奈:“行政区划与人的生活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我们有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如同我们对空气没有感觉一样。极致地说，我们从出生那天起直到告别世间，都必定活动于某一行政区划中，但却很少有人对其有真切的了解。行政区划是怎么产生的，数千年来经过什么变化，将来又会如何？”
对热衷于追逐热点潮流的倾向，周先生的态度变得严肃:“学术本无所谓热门或冷门。其实冷门的学问很有意思，很好玩。”周先生随手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我们谈戊戌变法，总是言必称康有为梁启超，每年关于康梁严章等大人物不知要写多少篇论文。但除了这些大知识分子之外，清朝每三年的科举应试都要产生数千名举人，他们可以算是中等知识分子，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对变法的态度是怎样的？这同样是个有意义的课题。再如，我们以前对推动历史前进的‘正面’人物研究关注得较多，对‘反派’人物，‘保守’分子，关注得较少，其实这方面的研究也很有意义。”
多年来，周振鹤教授一直追随自己的学术兴趣，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学术，甘守寂寞，以苦为乐，从“冷门”学问里做出了大名堂。近几年周教授的主要精力固然主要都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上，但其他长期关注的课题如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日欧语言接触研究等，也都在同时进行，再加上日常的教学任务也不能少，所以，他总是很忙。采访结束前，周先生赠我一本他的最新学术随笔集《知者不言》，里面收录了他2000年以来发表的大部分随笔类文字，很厚，很扎实。周先生看重他的学术随笔的写作，“我也关心时事，有时忍不住发发议论。而且平时看书经常会有很多课题冒出来，来不及展开做，只能先写个小文章，提一下问题，希望引起有心人的关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