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诉电视剧《推拿》编剧陈枰、西苑出版社侵权案日前宣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侵犯了毕飞宇的著作权，但毕飞宇仅获得5万元赔偿。如果从经济上算，毕飞宇的损失高达60万元。
名作家维权尚且如此，普通作者或许更难。如果简单地归结为侵权收益与成本来算账的话，倒不如说是在知识产权方面，虽然在强调保护，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耗时费力且不说，最终也未必会有个满意的结果，是作家必须考虑的付出成本问题。
放置于文化圈中的种种侵权案，大致也是如此状况，比如动漫作品相近的题材似乎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因在知识产权领域，缺乏相应的权益认知所致。维权成本在大多数侵权案件中，都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而就当下的文化状况来说，既需要有文化自信，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也需要相关的人士更多的精力专注产品的创新，而不是靠模仿获取相应的利益。
不过，毕飞宇的被侵权案也反映了文化强国仍然有许多路需要走，如何切实地维护文化创意当中的知识产权，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诚信、责任原本应该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商业规则也大致这样，一旦这被当成商业上的“缓慢途径”，在急于获取最大利益面前，自然会考虑选择其他的手段来做。
加大侵权成本貌似是一个合理解决侵权的方案，但仅仅依靠这个是无法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我想，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文化自觉，就是明明知道侵权的情况下，应该以正当的渠道去沟通，这看似缓慢，也可能降低收益，可这是远远比侵权更让人心安的方式。如果处处以侵权方式获得事业的发展，也终究难免有被清算的一天。这或许更需要文化人达成在知识产权面前有守法的共识，文化消费才能有序进行，文化强国也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 朱晓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