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于丹“愚”民，我看最多是“娱”民。“百家讲坛”上站着的人来头都大，文本也经典，但电视这一形式已决定了这不过是一场“学术娱乐”，不太得当真。再说，《论语》这本破书存在的问题比它积的灰尘多得多，不要看二千年来围着它转圈子的人不少，写出来的注释、集解、正义什么的汗牛充栋，搞来搞去连夫子的著作权也成了个问题（《论语》中后人的言论和注解窜入正文的很多，其实是一部集体著作，但孔子做第一作者似乎没什么问题）。如果说这部书对于今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的话，于丹这么拿出来在聚光灯下这么一说，不只是多多少少抖落了书上的灰尘，也给电视机前刚刚吃过晚饭的观众们献上了一道味道还算不错的文化茶点。千年典籍和普通百姓、神秘国学与日常生活不用再隔着那么些高不可测的学术权威、学术山头，突然有了亲密接触的机会，光从这个意义上说，于丹的书就算再多卖一百万册，也不算赚黑心钱。黎鸣指斥于丹愚民，但是，他的观点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和极强的主观性（他给于丹扣的就是一顶很好笑的帽子：“反动、媚权”。反动于学术而言并无贬义，媚谁的权更是语焉不详。明有所指而心存畏惧，大男人尚且如此，小女子媚又何妨？这顶帽子大而不当，只怕于丹女士的头太小，消受不了。），体味起来倒更像在愚民。
黎鸣的这种片面性源于他对国学含义理解的狭隘和对传统文化的仇视。
什么是国学？黎鸣的理解是“是一个无学的杂碎框，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个文字垃圾框。这是因为，近二千多年流传下来的所谓经、史、子、集，实际上其中绝大部分是没有多少真正文明智慧意义的文字垃圾。把所有这些杂在大量垃圾的东西统称为‘国学’”（黎鸣《国学无学，国学家是无学家》，下引同。）这一定义随便、浅薄得令人惊讶。我们知道，“国学”一词始于章太炎，其文化背景是西学东渐，“所谓的经、史、子、集”不过是国学研究的客体，而国学的本体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一部分也是国学含义最主要的内含。经、史、子、集是旧的，但国学在当时是新的（当时梁启超研究国学就用了很多西方的方法和原理）。如此片面的定义难怪会得出那么浅薄的推理：“国学家都是无学家”，是“学术骗子，是浅薄之徒”、“一切缺乏逻辑内核的东西都只能称作‘术’，例如儒术、道术”、“惟一只有在中医学和中药学之中，尚含有“学”的内核——阴阳五行的人学的类逻辑。”抛开他所谓的“人学”不论，阴阳五行始于《易》，而《易》合儒家与道家理念于一体，儒生悬壶济世然后才有所谓的中医与中药，怎么中医成了学？儒道反而成了术？事实正好相反，医在传统的分类中属于“方技”，正是典型的“术”。
黎鸣对于国学的理解狭隘，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仇视的：“两千多年来对中华民族造孽的‘国学’，的的确确是否定一切新发现、新发明和新创造的完全复古的“无学”，或完全只惟一学‘古’的愚民之‘学’”。这种对于传统文化一笔抹杀的霸道与蛮横可谓史无前例，黎明也俨然以启蒙式文化英雄的姿态附视芸芸众生。这正是一种最具欺骗性的愚民方式——包括他的所谓“人学”。儒家的“仁、礼”、道家的“天人合一”哪一种不关涉人学？黎氏“人学”从哪一个方面跳出了那一堆他说的“垃圾”的范畴？
对着摄像头讲《论语》可以看成是于丹的自留地，你硬是要创造一种什么“人学”也可以看作是你的自留地，但传统文化却是大家的祖宗。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在自己的地里搞，甚至可以跳到人家的地里去践踏一番，但是，祖宗的遗留的东西没看懂之前，还是先不要急着挖祖坟！
作者：陈白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