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种类繁多的青铜器
从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出土文物中，不难看出这批文物的最大特点是种类繁多。通过粗略的分类，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和用器等几大类。其中，礼器种类最多，有鼎、鬲、■、簋、豆、匕、罍、瓿、卣、壶、瓒、勺等；乐器有■、大铙等；兵器则有胄、钺、戈、戟、矛、长刀、短剑、镞等；而用器则包含杖首、炭箕、厨刀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工具和农具以及还有若干装饰用件。
大洋洲商墓的青铜器多成组成套，有的器种有若干件，例如夔形足的扁足鼎有大小不同30多件。与鼎配合使用的匕，也有多件，重叠放置。有的器种有几种形制，如工具中有形状、尺寸都有差异的钻，有平刃、斜刃的刻刀。农具中的犁和臿，也有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不同配置的成套器物，显然各有特殊的用途。
在礼器中，扁足鼎尤为多见，鼎耳上都饰立虎，扁足作浮雕状的夔形，个别还有扁足作鱼形的，甚为奇特，在中原地方难以见到；而乐器中的大铙，是商代南方特有的器种，纹饰彼此不同，有的饰有云纹，有的饰有联珠纹，更有的饰勾连雷纹，这种饰纹实属难见。
相对于礼器和乐器，兵器的特色就更多了。戈有方内、曲内两大类，其中曲内的，内作无角兽首形，显示利齿；长刀形状狭长，前端勾卷，背上有插入口内的片状环，颇似山西石楼等地的出土品；戟为浑铸，以直援的戈与长刀合为一体，与周初的勾戟类似而不同；矛的类型也较多，有的口部有伸出的系环；兵器中的短剑尤其值得重视。这种短剑的剑身下端平直，有短茎，比西南地区出土的早期柳叶形剑和周初的柳叶形剑更近于东周流行的剑形制。这种短剑的发现，有可能为东周剑的起源提供新的线索。
除此之外，大洋洲商墓中有一些象征统治者权威的器物，如象征兵刑权力的大钺。还有瓒，前部形如粗矮的觚，后有长柄，多为举行隆重的礼节时所用。有人据此推测，墓主应有很高的身份地位。
3
虎形饰纹频繁出现
在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中，虎形造型的饰纹频繁出现。其造型手法丰富，装饰部位多样，成为了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标识。
虎的造型有写实性圆雕全形卧虎，有略加变形的圆雕虎形足，还有抽象的局部虎首。青铜虎最大者伏鸟双尾青铜虎，通长53.5厘米，重6.2千克，可谓虎之王者。虎立体圆铸，内空无底，四腿扑伏于地，抬头平视，背直脊凸，腹部略垂，双尾垂卷。其形象奇异神灵，双目圆凸，口张露齿，獠牙尖长，眉粗横行，两耳竖张，呈静伏蹲立欲纵之势。在其身上透露出了虎的威武、勇猛的神情，内中则藏匿着一种诡谲、仙逸的神气，虎的神性表现到极致。
大洋洲青铜器运用虎之形象集大成者为扁足圆鼎，不少扁足鼎的扁足均采用虎形，这些足的虎形基本相同，只是腹面纹饰稍有差别。虎耳虎足青铜鼎一改鼎足或圆柱或圆锥状的常形，采用了独特的扁足，表现为稍有变形的虎。耳上双虎形象写实，与虎足呼应。如此虎装饰的青铜鼎为江西所独有，虎成为商代江西土著青铜文化的标志，表现了当地独特的虎崇拜，以至有研究者认为可能这里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国。
有着“江南青铜王国”之称的新干大洋洲，其出土的青铜文物散发出独特的商代文化神韵。它们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江西古代青铜文明的认识，消除了商代青铜文明不过长江的旧观念，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让人思考，其蕴藏的更多的文化内涵还有待人们去研究。
古代的商朝，被认为是我国灿烂的青铜文化逐步发展到高峰的时代。近日，深圳博物馆展出一批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文物。这次的展览向深圳市民展示出一幅多彩的商代青铜文化图景，吸引了众多市民的慕名参观。
这场名为《商代遗珍--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文物精品展》的展览在深圳博物馆举行。现场展出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125件(组)精品文物：兽面纹青铜温鼎、青铜勾戟、虎首曲内青铜戈、虎首形青铜杖首、兽面纹扁形鱼足青铜鼎、目云纹青铜瓒……
记者在深圳博物馆的展厅内了解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自1989年开始挖掘，共出土文物1300余件，主要是铜器、玉器和陶器。其中，出土的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475件青铜器铸造精美，特色鲜明，堪称我国南方青铜器的典型代表，这也是目前在同一遗迹单位内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一次，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随着挖掘的进行，新干及其出土的青铜器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界之中……
青铜器的文化内涵
青铜器的使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以青铜为材料，通过青铜铸造工艺制作出来的器物，是我们古代灿烂文明的载体之一。从出土和传世的大量青铜器中，我们不难发现，青铜铸造技术在我国久远的朝代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青铜器在先民们的生活和精神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青铜容器在古代常常被用作礼器。商周社会以严格反映等级制度的规章仪式，即所谓“礼”来维护政治、经济权力，而祭祀则是沟通人、神，使人间秩序神圣化的中心环节。青铜器在祭器中占据了很大份额，是贵族宗室内部族长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主持祭祀必备的礼器。此外，青铜器的制作和赠与也与商、周时代贵族间婚媾、宴享、朝拜、会盟和歌功颂德等礼制活动紧密相关。
古代青铜器常自铭为“宝尊”、“宝鼎”，这表明青铜器一直是被视为尊贵的宝物，汉代即将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之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竟将年号改为“元鼎”。从汉武帝把铜鼎奉为神物这一历史性事件算起，我国收藏青铜器的历史已长达二千余年。
北宋以来，文人雅士对青铜器的研究、搜集和玩赏渐成风气，一门新的学问，即所谓的“金石学”从此开始成形，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即是宋代有名的金石学家。我国对青铜器的研究偏重于考古、历史、古文字等多门学科的著录与考证，而西方及日本等国收藏和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则侧重于形制、纹饰等美学价值方面，有关专家及其著述均有极高的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