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景鹰（景德镇至鹰潭）高速公路建设至余干县黄金埠上行村委新屋郑家的刘家山，这座被农田与小山坡围绕的村庄，被现代化的机械声打破了原始的宁静。同月，众多碎瓷片随着施工建设出现在地面，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此时，谁也没有想到，这里竟然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座阶梯式龙窑，是中晚唐时期青瓷窑群。而这些隐藏在小山村里的古窑，其在当时产出的青瓷用具，竟也是通天（外销至西域等地）的瓷质上品。
瓷拍鼓 记者王梦娜摄
唐代青瓷窑显露于世
唐代，江西属江南西道，境内主要有赣江、抚河、信江、饶河和修水，这些河流从南、东、西三面注入鄱阳湖。余干黄金埠，则位于鄱阳湖的东南隅，信江河畔。刘家山是一个仅有七八十户的小村庄。在黄金埠，上行村委新屋郑家静静地躺在青山间数百年，而刘家山窑就在该村东南角，为一低矮山丘，西距信江1公里。
25日，记者经过3个多小时的车程，在景鹰高速公路余干县出口互通施工现场离主干道直线距离约300米处，找到了这个填补江西陶瓷发展史上一个空白的古窑。
附近的施工人员说，发掘的过程经历了近4个多月，为了保护文物，半个月前，相关部门用围墙将古窑址围了起来。尽管近1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在周围甚至是附近的田地里，记者依然能够看到许多的碎瓷片。据了解，就在距刘家山窑直线距离约100米处，还发现了“九妹山”窑，对此，专家推测黄金埠附近确有一个很大范围的青瓷系窑群。
“为了保护高速公路施工段沿线的文物，从2005年底开始，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组织考古人员对景鹰高速公路沿线文物进行了详细调查”。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告诉记者，发现窑址后，考古人员立即对窑址500平方米范围进行抢救性发掘，迄今出土了大量民用青瓷实物。根据出土的“贞元”纪年款釉下褐色彩斑贯耳瓷罐残片，专家推断这些青瓷是中晚唐时期文物，它们证明了江西也是中国青瓷发源地之一，填补了江西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
站在早已被黄泥掩盖的刘家山，昔日制瓷业的兴盛，只能在脑海里浮想联翩。
“黄”字可能是窑主姓氏 记者王梦娜摄
多项发现属江西首次
“在江西发现窑址并不罕见，但是此次斜坡形阶梯状龙窑的发现，以及釉下褐彩瓷和瓷拍鼓的出土，在江西均属首次”。樊昌生说，刘家山窑是一个生产民用青瓷器的龙窑，从该窑的窑业堆积层，发掘出器形相对完整的碗、盘、碟、盆、钵、罐、壶、碗台及各类支烧具1000余件。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专家发现刘家山窑的窑床底部散布着大量支烧具，而且排列有序，陶瓷品极少数都是残破和变形的废品，窑内填有一层非常纯净的浅黄色土。说明窑内遗存物已经清理过，窑炉废弃后，有意又填了一层薄薄的黄土覆盖该窑炉，很有可能是准备在原址上另造窑炉或者有其他原因。樊昌生告诉记者，刘家山窑属斜坡形阶梯状龙窑，该窑呈东西向分布，窑向偏东平面近船形，分为窑头、窑室和窑尾三部分。这类龙窑形制与结构在江西属首次发现，其结构应该是向阶级窑逐渐过渡的前奏，是复式龙窑的雏形。在此之前，时代最早的此类窑炉是四川的罗家窑，年代为北宋中晚期，因此，刘家山窑的发现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一座阶梯式龙窑。
“出土的器物，造型有的雄浑，有的精巧，釉色呈现铀青绿和青黄，色泽精美，为同时期江西窑址所罕见”。研究陶瓷数十年的江西省考古研究所专家余家栋感慨地说，刘家山窑出土了圆形和长方形两种青瓷砚，其中圆形砚十分奇特，它是由圆筒形支烧窑具演变而来，上端为圆形，周沿有一道凹槽用以蓄水，砚下端为曲齿形圈足，这类砚是江西各青瓷窑址首次见到。此外，该窑出土的青釉瓷拍鼓，更是引起了专家的关注。这种拍鼓不仅是江西首次发现，而且其也是属于西域少数民族的一种打击乐器，可见，刘家山窑的产品，具有外销中亚与西亚的极大可能，同时也是《太平广记》中屡述洪州商胡事的最佳实物注脚。
据了解，余干县自古以来就是陶瓷原料之乡，瓷土资源非常丰富，灰、白、红、黑、紫五大类陶土齐全，且陶土品位高。相传余干瓷石自唐代开始就断续开采，余干瓷土在明代或明代以前就已成为景德镇制瓷原料之一，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砂土》条谓：“余干不土八十斤直二钱……”《景德镇陶录》载：“坪里(即平里)土、葛口土、皆祁门所产，自余干出，而坪里、葛口用者少矣。”刘家山窑址的发掘，不仅填补了余干境内无中晚唐窑址的空白，而且也印证了余干梅港瓷土开采于唐代的文献记载。
唐代盛行的“玉璧底” 记者王梦娜摄
黄金埠可能是当地重镇
刘家山窑青瓷具有多种文化特色。余干早在秦始皇元年就已建县，有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楚、吴、越兴替，使余干处于“吴头楚尾”，刘家山窑址窑品正体现出了这种文化多元交融的时代特征，而其外销瓷品的出现，也使有的专家认为，黄金埠在当时，有可能是一个文化、经济的交流重镇。
在郑家居住了数代、年近80岁的郑腾榜告诉记者，听以前的老人们说，这附近有许多烧窑的人家，但是现在这里的人主要还是依靠种田和外出打工生活。虽然，现在只能看见曾经烧窑的泥土，但是，也可以想象在当时，这里至少也是贸易频繁的地带。
“出土的梅花形釉下褐色点彩，吸收了楚文化的特征，与长沙窑出土的青瓷品非常接近，而青绿色釉又是浙江绍兴一带越窑瓷品的典型特征，这些都充分反映出赣与浙、湘等省瓷业的渊源。”余家栋说。可是，在江西，丰城相比余干离长沙更近，为何丰城出土的瓷具不具备长沙一带的风格呢？对此，余家栋认为，在当时，主要的交通方式还是属于水陆，由于余干靠近鄱阳湖水域，不仅前往长沙便利，而且黄金埠临近的信江，也是北可至黄河中原，西可至洞庭湖等地。这些，均为黄金埠成为重镇提供了基础。
“除了与各省的交流，黄金埠在当时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也十分显著”。余家栋说，黄金埠发现的瓷腰鼓令人欣喜，这种腰鼓是一种敲击乐器，圆柱形、中空两面蒙皮，击之发声，流行于中国西部和中亚与西亚一带。此前，在唐代长沙窑和河南鲁山段店窑均有发现。公元前2世纪至6世纪，中国和波斯就有友好往来，波斯一带也是湖南长沙窑产品在西亚的主要销售市场。黄金埠所出的瓷腰鼓，也正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各民族进行经济与文化频繁交流的实物见证，在唐代，也有可能和长沙窑、越州窑一样，是专供外销中亚与西亚各地的一种产品。
目前，刘家山抢救性挖掘已经基本结束，并且将其保护起来。但是对于近2000平方米的大窑群，考古专家还是以保护为主，并不准备主动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