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季羡林先生写书评是有难度的，一个原因是必须时时考虑他95岁的年龄，另一原因是他让人眼花缭乱的出书速度。面对与人等齐的著作、数目不小的“季羡林谈***”，还有大量“季学”研究成果，笔者不敢贸然下笔，深恐有遗珠之憾。
季羡林先生是成就很大的语言学家，同时，他也热爱散文写作，还获得过国际性文学奖，《病榻杂记》是他最新的散文集子。读过本书，我对季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佩服，他对自己近九十年前的经历如数家珍，例如对小学同学的回忆，“有劲使不出，无处发泄，便寻求发泄对象，刘志学就是我寻求的对象，于是便开始欺负他，命令他跪在地下，不听就拳打脚踢。”这些童年小故事使读者对季羡林有一个人性化的了解。
《病榻杂记》文字率真、幽默，善于活用成语，不少段落令人莞尔或拍案叫绝。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作者的真性真情和进取思想。作者为文不拘一格，向来不忌讳“杨朔式结尾”，在不少文章的末尾都布局上可升华灵魂的抒情文字，显示了作者的大家风范。有些文章的结构之简洁，说理之平易，完全可选入中小学课本，成为学生们写作文的范本。
如《周作人论》的最后一段这样写，“我们的祖国早已换了人间。在今天的国势日隆，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的大好形势下，保持晚节的问题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有，而且很迫切……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我们每个人都要警惕。“《悼巴老》一文结尾写道：“巴老！你永远永远地走了。你的作品和人格却会永远永远地留下来。在学习你的作品时，有一个人决不会掉队，这就是95岁的季羡林。”
在书中，季羡林颇有成就感地讲了一个故事，“前几天，病房里的一位小护士告诉我，她在回家的路上一气读了我五篇散文，她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向上的感觉。这种天真无邪的评价是对我最高的鼓励。”看来，用好的作品鼓舞人，用好的情操塑造人，对季羡林先生来讲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笔者第一次听说季羡林，还是《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时候，自那以后，季先生越来越令人高山仰止，以神话的速度从学者成为一代宗师。在《病榻杂记》中，季羡林的身份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东方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国家领导人去探望时，季的头衔是“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还算恰当。而到了大众这里，季羡林已位列“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成了擅长“学术十项全能”的“十全老人”。随着大师的崛起，争论随之而来。
1月27日，李敖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表示，“他（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李敖的刻薄言论流传甚广，在他之前，王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但剖析最深刻的，还是学者葛剑雄在《新京报》（2005年8月16日）发表的《季羡林是国学大师吗》一文，“更重要的是，学者自己要有清醒的头脑。如果不是另有所图，难道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吗？当然，如果本人已经丧失了辨别和纠正的能力，只能听凭他人或媒体摆布时，任何高雅圣洁的桂冠都已毫无意义，只能看成为强加的谥号了。”
在《周作人论》一文，作者曾直言，对极少数人来说，长寿不但不是好事，反而是天大的坏事。享受着夕阳无限好的季羡林，也承受着长寿带来的“屈辱”，至于是不是屈辱全看本人如何理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值得深层考究，反正有外因也有内因。作者爱好广泛与喜欢发言，也难免给屑小以可乘之机。所幸的是，季先生并没有完全丧失纠正能力，《在病中》一文里，季羡林提出了名动江湖的“三辞”，一辞“国学大师”，说听见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二辞“学界泰斗”，“现在偏偏把我‘打’成泰斗。这从哪里讲起呢？”；三辞“国宝”，“在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
在望百之年而能言能写，甚至能自由发表意见，季羡林无疑比巴金要幸福得多，也更具有经营人生的智慧，从而部分避免了某种悲哀。在百口莫辩的尴尬中，一部《病榻杂记》，让季羡林为自己预留下了应对历史追问的辩护词。
作者：潘采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