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正面写地震，我只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来揭示一块表面结了痂内里却烂成一片的伤疤。”
问：看了电影，（眼泪稀里哗啦地流），又重看了小说……现在我不想简单比较电影小说孰优孰劣。那是同一个事物，在向两个方向延伸，都很需要。电影中有个不知名姓的女人，站在废墟上，喊：“老天爷，你这个王八蛋。”我非常理解，人在大灾大难面前，大概只能这样怨天，而不能尤人。余下的就只能是在以后的时间中慢慢地消化与承受。我以为，电影突出了劫难后的人对“命”的理解：徐帆不嫁人，她说那是男人用命换来的。哪个男人能像他那样把命给你？以命谢命，说来都是人性中最动人的东西。而小说则让我们理解，命之外还有运的部分，那就不是好人碰好人的事情。或者说，不能释怀的生命本身，必然带给生活诸多烙印与纠结，让人经历磨难种种。相比电影，你的原著小说《余震》是内敛而紧致的，甚至突然还有一笔冷峭逼人，让人对人性回归冷静的审视。那些人性中最可怕的部分，当然有呈现的必要，但需要更大的勇气与精准度。所以，我理解你在小说后面来一句：“我终于，推开那扇窗”，并不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见面，一定会是花好月圆。也许我们更惊心于，之前一刻，做母亲的面对寻来的女儿问出的话：闺女，你找谁？
当初你是怎么定的这个调子？
张：当我坐下来做《余震》的案头和开始书写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部小说有一天会走进一个大导演的视野，演绎成一个在很多年后还会被人们谈起的神话——催人落泪的神话，还有打败《阿凡达》的票房神话。电影公映的时候，我的故乡温州的雁荡电影院线给我来信，邀请我的家人和亲属，专场免费给他们放映《唐山大地震》，以表示对我的敬意。遥远的江南，也同样被千里之外的人性悲壮故事感动。可是2006年秋天的我，只想安安静静地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揭示一块表面结了痂内里却烂成一片的伤疤。《余震》不是正面叙述唐山大地震的，它在探讨灾后一个个体案例的长久创痛。我没有正面书写这场浩大天灾的野心，如果唐山大地震这个题材是一条江的容量，《余震》只是力图表现它的一滴水。《余震》里有疼痛，也有丑陋，就像生活中有疼痛有丑陋一样，只不过天灾把一切推到了极致。尽管疼痛和丑陋都让人不安，可是书写《余震》的目的并不是悦人耳目。幸好当《唐山大地震》上映时，电影的暖色使人们受伤的心灵获得了慰藉。《余震》的本意就是让人不安的，而《唐山大地震》的本意就是让人感觉安慰和温暖的，我们都达到了各自的企求。其实，即使母女面对面地相逢了，多年积攒的疼痛是否会彻底消失呢？我们善良的愿望希望如此，然而，现实不总能被善良的愿望修改成我们愿意看见的样子。亲情，社会支持，专业心理干预都不能叫疼痛彻底消失，只能给我们力量和方法，让我们学会和疼痛共存。
“我在国外的职业让我对疼痛的感觉绝不陌生，
也不愿意接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轻飘神话。”
问：那本你在后记中提到的书，《唐山大地震亲历记》，我在2006年也参加了当时的新书发布会。那些亲历者身上超乎寻常的平静让我震撼，那种平静，仿佛可以裹住三十年生活的惊涛骇浪。我在电影中所理解到那种怨天不尤人，最初也是从他们身上直接感受到的。经此一劫，我感觉他们已会用自己灾难之后的观念与思维解释自身所需要承受的一切，也因此有了外人轻易走不进去的心灵世界。这本书也是你写作《余震》的原动力，说来你也没有亲身经历这场灾难，写他们心灵的余震，当时的底气从哪里来？
张：我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医疗部门工作过十七年，是一位职业听力康复医师，我所接触的病人中，有从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战和中东战争的战场上归来的军人，也有从阿富汗海地斯里兰卡及其他地区来的灾民难民。我对战争和灾难之后的心理创伤，有一些深刻的感受。
我以往十七年的职业生涯中，几乎每天都和这样的人群打交道。有时我感觉自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也把我看成是他们中的一个。我对疼痛的感觉绝不陌生，也不愿意接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轻飘神话，所以才会有《余震》这样的小说。
如果一个作家只能依赖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写作，那么他一辈子只能写日记和自传。
我没有生在唐山，也没有经历过那场撕心裂肺的大灾难，但是通过大量国内国外资料的考察和与亲历者的交谈，我对它造成的疼痛有了个体性的感悟。对疼痛的叙述方式有多重的表述，宣泄是一种表述，克制是一种，沉默也是一种。亲历者的视角是一种视角，观察者的视角也是一种。方式和视角越多，叙述就变得越丰满厚重。
“其实我忍受疼痛的能力很弱，常常在揭示疼痛的路上走了半程又折回来，扔给自己一两片止痛药。
问：还是回到那本《唐山大地震亲历记》那本书，我当时读得万分感怀，而你在疼痛之后仍有许多“不能忍受”。我想这大概就叫做一个作家的“毒眼”或慧眼吧。作为读者，最容易顺向的感怀，从而忽略零星细节的不舒服，而逆向的疑情才能构成作家的特别感知与表达。我是否可以这么认为，在你的小说创作中，疑情比感动更能构成你的小说动力？
张：是的，我常常对人们已经接受了的定论产生怀疑。写作《余震》时，我不愿意接受“地震孤儿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定论，写作《金山》时我同样不愿意被早年教育结构中的一些理念所束缚。我觉得我还不够“毒”，因为我自己忍受疼痛的能力很弱，我往往只在揭示疼痛的路上走了半程又折回来，扔给自己一两片止痛药。这说明我离一个洞察人性最幽暗处的敏锐作家还有很远的距离。
问：这本书完成于2006年，时隔两年，汶川地震发生。今年还有玉树地震。作为曾经碰触过灾难题材的作家，你又有何感受？
张：每一场地震都有其独特的背景。每一个经受地震灾难的心灵，都有其独特的创伤。没有哪一场地震，能和另外一场地震类比。也没有哪一个创伤，可以被另外一个创伤替代。唐山的那场地震，由于当时的特定情况，至今还有很多未知的灰暗角落，也许在这之后，会被渐渐地发掘。而汶川玉树地震发生时，我们所处的年代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国际救助，全社会的强大支持系统，新闻报道的透明度和迅捷以及人对自身和自然的关系的探讨，对灾后心灵干预话题的关注，都表明全社会和个人都在经历天灾的过程中成长了。
我对自己的最高期待，就是不受污染（或尽可能少受污染）地还原自己的内心感动。
问：这本为配合《唐山大地震》而推出的原著小说书中，也收录了另两个小说：《向北方》和《空巢》。我非常能理解这三部小说放一起的用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部也是关于心灵的修复书。我读《空巢》特别有感慨，并且又一次佩服，你把这个社会普遍谈到并且意识到的“空巢”现象，又一次以小说的方式复杂而精微地传达了出来，连同空巢老人与保姆再婚这一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它提醒我们很多现象当我们用爱情与非爱情来评判时，它其实和爱情无关，是真实生活互相扭结，最终变成那样。这也可以说是命里的联系。
它其实也该被拍成电影电视剧什么的，但我又感到，要真被改编，可能又得往另一个方向转一转。你的小说，除了我喜爱的长篇《金山》之外，多少都有些大众所不愿停下来审视的怀疑成分，或者说预留了某种模糊的地带。不符合大众的“小团圆”心绪。不知《唐山大地震》火爆之后，你的这类中短篇小说还会不会继续。许多作家被影视带得野心大增，处处往鸿篇巨制奔，想知道你现在的心态与状态。因为今年春天你回国，还在朋友的饭桌上宣布自己辞去了诊所工作。
张：其实，《空巢》应该是我的小说中最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的，但它也必须转过一个大弯，抹去棱角和糙皮，进入一个大众所喜悦的模式。
我只是请了一年的长假，用来在四处旅游采风。我在写作上有一些固执的野心。我对自己的最高期待，就是不受污染（或尽可能少受污染）地还原自己的内心感动。其实在《唐山大地震》电影出现的很多年前，我作为一个独立的小说家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我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天才又厚道的导演，把我推进了大众的视野，使我再也不必为出版渠道犯愁，也使我的版税比以前改善。电影之后的我，可能要为写作以外的事（比如明显多起来的采访等）分一些心。但我希望可以很快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系统，依旧从容而固执地走自己的文学道路。（孙小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