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郑州商城的性质，考古学界目前一致认为应该是商代前期的都城，但到底是哪个都城，学术界有很大分歧。以安金槐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是仲丁所建的隞都，以北大教授邹衡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商汤所建的亳都。两种学术观点争论了20多年。近年来，亳都说逐渐成为主流。郑州2004年的3600年庆典，就是以这一观点为依据的。但主张隞都说的学者并没有被说服，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种争论什么时候能够终结？有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有待于新的决定性的考古材料出现和进一步深入研究。也许，要等到一些刻有文字的甲骨从郑州某个角落钻出来说话，才能最后形成定论。
1899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了安阳殷墟商代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连同其他器物的铭文，有单字4000多个。这种早期的文字已经相当成熟，汉字的基本构成方式，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甲骨文都已具备。甲骨文肯定不是短时间就成熟起来的，文字的发展往往有漫长的过程。郑州商城所处的时代距安阳殷墟不过一二百年，难道不应该也有甲骨文吗？
一些搞古文字研究的学者认为，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甲骨文字量那么大，那么成熟，因此早商时期的郑州商城也应有比较成熟的文字。但遗憾的是，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十分确切的证据。
1990年，郑州西北郊区的小双桥村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该遗址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与郑州商城同时期或稍晚。据发掘者介绍，在小双桥发现了不少陶器文字，是目前最早可确知的文字材料。一种符号可确定为文字的主要标志就是能记录语言，有前后的语言环境。裴李岗文化时期就有符号，这些符号与甲骨文非常像，但量很少，都是单个的，是不是文字不好确定。而小双桥的陶器文字一般有两三个字符，还有四五个字符的，是成组的，肯定是短语，有一定的意义，字形也能与甲骨文对起来。可惜的是，小双桥的东西保存状况差，字迹很模糊，确切的含义难以解读。从小双桥的情况推测，郑州商城也应该有文字。
当记者问郑州的甲骨文是否可以期待时，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工作站的副研究员曾晓敏回答得很干脆：“可以期待，我们天天都在期待！”曾晓敏说，他们一见到商代的骨头，就赶紧洗洗，看看有字没有。这么多年了，龟甲见得不很多，骨料很多，但有字的就两块。说着话，曾晓敏取出了两块商代的骨料，让记者仔细观看，上面果然有字，但字迹很小，刻得也较浅。每块骨头上有两个字，其中有一个字完全相同，像竖着的两个破折号。曾晓敏说，这不能算是正规的甲骨文字，只能算习刻甲骨文。正规的甲骨文字多，形成了句子，刻得很深；而这两块骨头上的字刻得很浅，并且就两个字，看不出名堂。专家们研究后认为，这肯定是有意识刻上去的文字，但刻字者肯定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文吏，使用的文字也不是祭祀时用于记录的规范文字，或许是流行于民间的一种习刻文字。这些内容虽不具有史料价值，但也有重要意义。
1953年，在二里岗发现了一块刻有10个字的骨料，可惜是采集的，不是来自考古现场。
“郑州商城可能有甲骨文字，可能咱们目前还未找到。”考古人员这样说。
如果有一批文字材料出来，郑州商城的很多谜就会解开，那会是一个惊天大发现，但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能来到。
郑州商城的种种遗憾，其实也与考古环境有关，在繁华的市中心进行考古发掘，只能是小面积配合基建，有太大的局限。
| 两座城市如何兼容|
商城是郑州的骄傲，但两座相隔3000多年的城市，却经常闹别扭。
50年来，河南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发现了城墙、宫殿、作坊、青铜器，认定了郑州商城的王都身份。在快速的城市发展中，考古工作者发掘、保存了很多商代遗址，但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
郑州商城是迄今所知商代早期最大的一座王都，虽然经历了数千年风雨的侵蚀，周长近7公里的古城墙大部分还保留在地面上，但因为地处城市中心区，城市建设与商城遗址完全重叠，古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他们要盖楼，我们要保护，矛盾就出来了。”一位考古工作者说起来很是无奈。现在的考古发掘都是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其中矛盾重重。抢救性发掘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对古文化遗存的破坏，但市中心总要盖房子，于是只好发掘。按照规定，在商城遗址保护区内搞建设都必须发掘，发掘面积往往成为争执的焦点——盖楼的总想让少挖点，挖多了用钱太多，很多单位不想增加负担。考古发掘有时要挖六七米深，盖楼的要回填、夯实，所以盖楼的总想少挖或不挖。
在建筑密集的城市里，这样的小面积发掘局限性很大，就是发现了重要的遗址也没法彻底发掘，“这边是路，那边人家不拆，你怎么发掘？只好记录下来以后再说”。所以，在现代城市下面，靠配合基建获得零零碎碎的线索，想搞完整的遗址发掘很难。应该说这些年对考古工作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很多，但就考古环境而言，上世纪80年代前，郑州的考古环境要比现在好得多，那时候发现了重要线索，就可以进行发掘。商城的城墙、外城郭和几个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在当时都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掘。
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矛盾，是个很普遍的问题。据考古人员说，郑州其实还好些，其他有些地方相对来说问题更多。一些地方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文物保护根本不予考虑。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文物工作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文物部门没有垂直管理，方方面面关系复杂，当地领导一发话，很多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两年省文物局设立“大项目办”后，情况才有好转。
近年国际上兴起聚落考古，就是整个遗址一层层向下发掘，以便得到完整的信息。这样要比一小片一小片地挖好得多。有专家建议，在郑州商城遗址内不要再建新的建筑，现有房子坏了就搬到城外去，这样10年、20年之后，房子逐渐搬完了，遗址就完整了。但对于郑州来说，这种建议的可行性几乎没有。
上世纪70年代，郑州的市中心是二七塔，城东路一带都是郊区，东里路东段、老城墙左右都是麦地，城墙很突出，老远就能看到。当时为什么不把商城或者至少是宫殿区跳过去发展？记者向不少人提出这个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正面的回答，有人说，再过20年，肯定又会有人对现在的做法质疑。
2004年，中国古都协会确认郑州为中国第八大古都,郑州市政府将以超过5亿元的总投资进行商城遗址的保护整治。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对于经历了3600年风雨的商城，尊重它比无视它更符合今天郑州的利益。
----------------------------------------
乱世天子墓难存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车马仪仗浩浩荡荡，气吞山河——秦始皇巡游天下，看得刘邦眼馋，项羽咆哮——“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也！”
威风凛凛的始皇帝，是“驾四”，还是“驾六”呢？
先秦时期，马车不仅是代步与炫耀身份的工具，更是战争中最主要的“攻守之具”。战国以后，战争由过去的“中原逐鹿”扩大到北方山地和江南水乡地区，战车才逐渐失去了以往的重要地位；汉代以后，曾盛极三代的战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驾六”作为一种礼制，却烙上了乘舆等级的历史印记。
| 骤雨撕开神秘古墓|
“不服气！谁都不服气！难道就张志美能挖出青铜大鼎，我某某人就挖不出来？”
2004年8月11日，立于汉魏故城东北角的残垣断壁上，北望绵延不断的邙山，南眺一望无垠的玉米地，家住洛阳市孟津县金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40多岁的张姓村民，谈起70多年前全村老少爷们儿盗掘大墓的旧事，唾沫星子飞溅记者一脸。
“张志美就是俺村的，据说他把文物倒到了美国，赚了大钱。”另一个张姓村民对记者说。
在利益驱动下，在你能掘宝先富起来我也能以此致富的道路上，金村村民互不服气，展开了一场“盗墓大竞赛”。
盗墓竞赛的起因非常偶然。
1928年夏，一夜滂沱大雨过后，金村村东500米处的田野上塌陷出一个大坑。出现这样的大坑，对素有盗墓“经验”的当地村民而言意味着什么，是不用多说的——这是他们做梦都期望出现的——有村民进得洞去，果然不出所料，这是个古墓。
当时村民在古墓中“收获”了什么宝物，无法得知。但此事很快就惊动了住在开封的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及美国人华尔纳，他们循着宝物“流动”的方向“逆流”寻源，很快找到了洛阳郊外这个默默无闻的村庄，而他们在这儿六年的“工作”，也让这个小村闻名世界——数以千计的精品杰作和稀世珍宝从这儿“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的珍藏，“金村大墓”出土的宝物流布世界。
据说，怀履光等是“胁迫当地农民挖掘”的，因为“从1928年至1932年的五年间，他们荷枪守卫，搭棚立灶，共掘开8座大墓，出土文物数千件，大部分被运往国外卖掉”。据不完全统计，金村大墓被盗文物流散在10多个国家的数十个城市，仅日本人梅原末治搜集资料编成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就收入文物238件。
穷5年时间盗掘8座“甲”字形大墓，其“细心”是可想而知的。
但这些中外盗掘者眼中只有值钱的青铜鼎、铜壶、玉器等。仅仅怀履光1934年发布从金村大墓出土的玻璃成品，把中国有玻璃的历史前推了近千年，算是学术上的一点亮色。
科学鉴定证实，金村出土的玻璃有些是从国外进口的，但较沉重与光亮的、含很高氧化铅及钡成分的，则是“中国制造”——西洋早期的玻璃很少含有铅，而钡在西洋玻璃制造业中更是1829年前完全未被使用的东西，所以含高铅与钡成分的早期玻璃，被认为是中国所特有的成品。这些发现，也让中国玻璃制造向前推进了近千年。
两个外国人纠集一帮中国农民盗掘，也只能在玻璃这类小玩意儿上有所发现。
| 古墓主人竟是天子|
8座“甲”字形大墓意味着什么？
1934年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家还没有发现夏商周三代的王陵。殷墟的王陵是1934年发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让外国人和中国的农民回答金村古墓是什么的问题，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梅原末治从一件银器铭文中读出“三十七年”，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秦始皇三十七年”，从而认为金村古墓为秦代墓葬。他也许不知道东周平王、敬王、显王、赧王在位都超过37年。后来，因读出编钟上的“韩”字，不少学者又转而主张“韩墓说”。1946年，我国著名学者唐兰先生在《大公报》发表《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而非韩墓考》等文章，为多数学者所认同。
《后汉书》、《水经注》皆言周景王、周威烈王等葬于今天的金村一带。1962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金村探出一座墓室长19米、宽14米、深12米，墓道长60米的“甲”字形大墓，大墓周边另有20多座大小墓葬，还有陪葬的车马坑等。金村8座“甲”字形大墓由于被盗掘，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数量自然缺乏科学、可靠的记录，但从点滴的资料与出土器物，结合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商周时期的王陵资料及1962年探出的金村大墓考古事实，时至今天，金村古墓乃东周王陵已经没有什么争议。
但无可奈何的是，东周的8位天子墓已经在“万恶的旧社会”彻底“流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