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瑞芳的新书《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里，有易中天这样一句话：“直，爽，又好玩的马瑞芳，是《百家讲坛》里最有人缘的一个，所以她能写这本书。”
教师节前夕，《解放周末》专访桃李满园、著作等身的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品味她的“直，爽，又好玩”，倾听她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
这一辈子被闲书“套牢”
在一次国际红学会议上，一位红学家引用王熙凤的名言：“谁又是12个月生的？”然后振振有词地说：就像太阳有日出日落，月亮有阴晴圆缺，哪个人不是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马瑞芳站起来质疑说：“那可不尽然。为什么？因为我本人恰好是12个月出生的！”
1942年，马瑞芳出生在山东青州一个回族名医世家。祖父马德甫是清代名医。父亲马楚珍，既是名医，又是无党派爱国人士，建国前后为党做了大量统战工作。
没料到，马瑞芳这条小命却差点丢在父亲手里。
母亲怀上她时，马家不久前刚出生了一个孩子。父亲断然决定：中药堕胎！
几帖药下去，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胎儿不肯退出已占据的阵地，但3个月却不见长大。父亲束手无策，只好将难题交给他的老爹。
“寒裹胎？怎么？”祖父诊过儿脉，疑惑不已，“你用了虎狼药？”
父亲只好老实交代：孩子多，太累……话没说完，被祖父“咄”地一声喝住，“蝼蚁尚有生的权利，怎能在儿女身上伤天害理！”祖父明确诊断是女孩后，立即开出暖胎药。
9个月后，马瑞芳呱呱落地。
“直到40岁后，我才有使用冰箱的荣幸。岂不知我自己还是生命雏形时，父亲竟以他的医术在母亲体内为我建了个冷藏箱，将我冷冻了3个月！”马瑞芳乐呵呵地说着。
马瑞芳的母亲读过私塾，对闲书(当时对“小说”的通称)手不释卷。母亲出嫁时，诸般嫁妆齐全后，曾外祖父又让人专门制作一个大楸木书箱，分成两格，将诗词小说尽排其内。
马瑞芳的母亲恪信“唯有读书高”，无论男女，孩子都要入学读书。1948年，马瑞芳上学了。乱闹乱跑乱瞧之中，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马瑞芳发现了益都县图书馆：路边3间门面，十几个书架插满“闲书”，还有个摆小人书的阅览桌。马瑞芳立即拖不动脚了。
从此，一到放学后，她就钻进了县图书馆。“那时看《白毛女》和《吕梁英雄传》，感动得热泪滚滚，哪能想到几十年后有幸跟贺敬之、马烽这些前辈随意聊天？看小说《西游记》总将章首的诗词忽略不看，哪儿想到几十年后会给外国留学生剖析这些诗词的含义？”回首年少时，马瑞芳颇为感叹。
1965年，马瑞芳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母亲把当年曾外祖父给她做的木书箱送给了女儿，装了女儿的“闲书”。
“全家七兄妹，同走一条路上学，只有我一个人被县图书馆的‘闲书’套牢，从此不能自拔，几十年后自己居然也写起了‘闲书’。”
学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正直
大学毕业，马瑞芳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搞宣传。那时，一位名叫李志山的科研人员发明了一种止血粉，组织上派马瑞芳前去采访。她一出手，就是一篇《李志山勇攀科学高峰》的大文章。
此文发表后，被改写成一篇内部参考资料，送到了党中央。毛主席阅后作了批示。一时间，全国掀起学习劳模李志山的热潮。年仅23岁的马瑞芳出了名，立即被借调到卫生部。
当马瑞芳崭露头角时，文革爆发，黑云压顶。李志山被打倒，马瑞芳被定性为黑笔杆子。批斗李志山时，年轻的马瑞芳也被揪上了台。
造反派大喝，“马瑞芳，你编造假典型，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
马瑞芳虽然年轻，但脑瓜好使，立刻蹦出一句话来，“毛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谁敢说他受骗上当，谁就是反革命！”
造反派傻了眼，不知该怎么对付，只好让马瑞芳“自行安排工作”，批斗不了了之。
回到原单位，马瑞芳得知原来的党委书记王磊被打倒，造反派都直呼他“狗王磊”。当时气氛阴沉，本来一个院子里相熟的人都不敢和他说话。
马瑞芳不理这一套。
两个人一碰面，马瑞芳打趣说：“狗大爷，您来了！”王磊也幽默了一把：“狗侄女，你好啊！”旁若无人，谈笑风生。
“他被打倒，我是黑笔杆子，半斤对八两，我怕谁？”至今，提起这段经典的问候语，马瑞芳还会笑得直不起腰来。
她深知，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之间的惺惺相惜，只有用这样的黑色幽默，才能苦中作乐，等待光明。
文革中，马瑞芳还听到了山东大学老校长的遭遇。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成仿吾校长在山大学生眼中，比万吨巨轮上小水兵眼中的舰长还神秘。师生们尊敬地称呼他“成老”。
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会上，耿直倔强的老校长和冲锋陷阵的小将发生了搏斗。小将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标语贴在成老胸前，被他一把扯掉；按他“低头认罪”，他昂首挺胸；小将怒发冲冠，读诗词以壮声威：“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能！”
被扭作“喷气式”的成老，奋力抬头，高声断喝：“那个字不念‘能’，那个字念‘罴’(Pí，编者按)!”
掌声四起，旁观的师生潸然泪下。
“两次批斗中，他竟然都纠正了这个字的读音。现在的人可能觉得很可笑，都把你打倒了，你还那么较真干嘛？但作为大学校长，他不能容忍学生念错别字，哪怕在批斗自己时。这就是精神的闪光！”马瑞芳回忆说。
从那时起，马瑞芳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文革一结束，马瑞芳撰写了一系列回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散文，文坛称之为“教授散文”。
“他们正直、善良、铁骨铮铮。”在如今忙于追名逐利的社会里，马瑞芳笔下的知识分子几乎是快灭绝的“珍稀动物”。
“在您看来，一位学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记者问道。
“正直，不说假话！”马瑞芳不假思索地回答。
说得不对，我就要拍案而起
“我老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就像市场上那些最不受欢迎的货物，‘论堆卖’了。”马瑞芳甩出一句自嘲，令人喷饭。
前辈的耿直影响了马瑞芳，她习惯了直话直说，不吐不快。
有一回，有关部门来学校检查。一位官员说，学校配给教师每人一台手提电脑，这不合适，可以几个人合用一台嘛。
校领导不敢说什么，其他学科带头人也没吭声。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导马瑞芳一个人站出来，当着这位官员的面说：“你讲得不对！现在，手提电脑就像手机一样，对每个老师来说都是必备的。说个笑话，要是我在共用的一台手提电脑上写了一篇文章，被其他的老师拿去发表了，这算谁的？”
顿时，语惊四座。那位官员说，那这就算了。
接着，又一个官员指出，一个老师配一台打印机也没必要，稿子写完后到教研室去打印不行吗？
这回还是没人敢吭声。
又是马瑞芳站出来说话了：“这你讲得又不对了。我离学校远，坐车要半个小时，骑自行车要45分钟，但这还算近的。其他老师有的一趟要走一个多小时。为了打印一篇文章，难道让老师们来回花上3个小时吗？”
话毕，官员再次折服。
散会后，老师们冲着马瑞芳说，“马老师，彻底服了，您胆儿真大啊！”马瑞芳笑着说：“说得不对，我就要拍案而起。”
在面对一些关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问题上，马瑞芳更是一点也不含糊。
改革开放之初，马瑞芳在中文系带一批外国留学生。那时候，谈论到某些问题时还比较敏感。在课堂上，马瑞芳经常会碰到一些给她出难题的学生。
有一回上课讨论猪八戒的形象。有人认为他代表中国农民，有人认为他代表市民。这时，一个英国留学生站起来说：“马老师，我认为猪八戒代表了中国的一些领导干部。”
马瑞芳脑子一转，反驳道：“你讲得不对！你看过十里长街送总理吗？大家眼含热泪在冷风中送别人民的好总理，他才是中国领导干部的代表。”
这个留学生没有吭声。后来他在课间发出了一句感叹，“马老师，我不忍心反驳你，周恩来不仅属于中国，他还属于全世界！”
这个故事被马瑞芳写进了一篇散文，先在天津《散文》月刊发表，后来香港的报纸转载时，题目改成了《周恩来属于全世界》，在周总理逝世纪念日发表。
“一方面我要教给他们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我还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那是对你的考验，你如果不吭气，他就会张牙舞爪。但是我迎着上，就能把你驳得体无完肤。这是一个学者在国家利益可能受损时应该采取的态度。”
老老实实承认我错了，天塌不下来
上《百家讲坛》时，易中天评价马瑞芳：“交往多了，她给我提意见，我也给她提意见。她觉得对，就马上接受。这就是爽！”
1980年，马瑞芳开始研究蒲松龄。当时山大成立了蒲松龄研究室。研究室主任、马瑞芳的老师袁世硕教授交给她一个任务———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写一本《蒲松龄评传》。
“那时真用功，5年里做了上万张卡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马瑞芳发表了国内学界第一部《蒲松龄评传》。当这本书受到学界泰斗程千帆和大散文家刘白羽的青睐时，马瑞芳感到有点飘飘然了。
8年后，在《蒲松龄研究》杂志上，一篇题为《〈蒲松龄评传〉指谬》的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马瑞芳著作中的错误。上来就是一二三四，这儿错了，那儿错了。
马瑞芳刚看了个开头，就上来一肚子火。但她再仔细看下去，咦，有道理，好几个地方都说得很正确。马瑞芳的头上冒出了冷汗，她拿出了自己的书，把出错的地方标出来，提醒自己改写过来。
“老老实实地承认我错了，天塌不下来！反而可能迎来自己学术研究的新陈代谢。”后来，马瑞芳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找到了写批评文章的杨海儒先生，当面感谢。
有人好奇，马瑞芳研究了二十多年的蒲松龄和聊斋，个性会不会受到蒲松龄影响？
“非也！我一开始，越研究越喜欢他，后来越来越不喜欢他。”
“为什么？”
“我不喜欢蒲松龄身上的酸腐气，老想不开。50年如一日就为了考取举人功名，还模拟给皇帝写了那么多奏表。他笔下那些美丽的爱情最后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传宗接代？”
马瑞芳的个性与蒲松龄截然相反。
1992年，马瑞芳随着中国作协到新疆采风，此前她还在为自己卡在副教授“扶正”的事情上不高兴。理由据说是因为“年轻”。自从听到了维吾尔族朋友说的“副伤寒”的故事后，马瑞芳豁然开朗。
这是“文革”后幽默的维族朋友编的一个故事———
一个维族人得了病，上医院去看。医生诊断他为“副伤寒”。诊断书一下，这个维族朋友火了：“我们嘛，革委会主任，副的；得了个伤寒病嘛，还是副的。把正伤寒，给写上嘛！”
当时，负责接待马瑞芳的一位粮油店经理叫艾买提，马瑞芳开玩笑说：“艾买提，你这个粮油商店经理，当然也是个副的了？”
艾买提一愣，马上开怀大笑，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亲切异常，说：“一点不错，我这个经理也是副的！”
听到这句话，50岁的马瑞芳突然悟到了什么。“洒脱一点，只管前行！管他什么正的副的、亲的疏的！只要无愧于心就行!” 就是在新疆，马瑞芳拿定了回校后的“大政方针”：做自己乐意做、能够做的事。
回校以后，马瑞芳立即着手撰写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一年之后，40多万字的小说问世，引起轰动，各地报纸争相转载，还获得了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大奖。
接着，马瑞芳继续一边搞教学，一边搞创作，每3年一部长篇小说，在1996年和1999年又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天眼》和《感受四季》。10年里，三部小说，三种视角，三种境界，150多万字，百余位人物形象。手指，写出了腱鞘炎；知天命之年，学会了用电脑。作品出来了，正教授职称也自然而然评上了。
现在的马瑞芳，是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山东省人大常委等社会职务。
“好像很多事情，你越是不去刻意追求，它越是会来。”马瑞芳爽朗大笑起来。
没心没肺，没大没小，成天偷着乐
从采访开始，马瑞芳总是会说着说着就笑起来，笑得一屋子阳光灿烂。
本以为这位耕耘四十多年，研究领域从《聊斋》跨越到《红楼梦》，桃李满园、著作等身的学者，一定是一位不苟言笑的老太太。但听她对《百家讲坛》其中几位主讲人的评点，诙谐幽默，妙趣横生，让人笑破肚皮。
《百家讲坛》里，绰号满天飞。“易大佬”易中天，“小妮子”于丹，“老笨”王立群，“老爷子”阎崇年……几乎所有的“坛主”都逃不过马瑞芳这张嘴。
于丹说，《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间关系这么融洽默契，很大程度因为有马老师，她是大家的“性情枢纽”。“我们都学着她说着那不靠谱的话，叫着绰号，特开心。她一到北京，大家就嗷嗷叫要聚会请客。”
脱下了学者的职业装，说出了学者的真性情，马瑞芳将教授们的内心、为人、生活一起亮了出来。
“易中天的个性，更接近在新疆独子山山坡上，拖着像易阳阳(易中天的爱犬，编者按)一样漂亮长尾巴的旱獭，在蓝天白云下，在茵茵绿草上，自由自在，跑来跑去。”
“于丹，蒲松龄笔下那些最优美的女性———聪慧美丽，处变不惊，与人为善，口才出众的狐狸精。”
“王立群，一个账目永远扯罗不清的账房先生，一个艰苦奋斗的典型。”
……
《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出来后，易中天一个电话打来：“姐啊，这张魔鬼的床真是好看！”
“我就是个没心没肺，成天偷着乐的人。”马瑞芳笑呵呵说。
女儿留学，马瑞芳送行，一路嘻嘻哈哈。到了机场，一声“再见”，大手一挥，马瑞芳就这么把女儿送走了。
女儿到了荷兰抱怨说，“妈妈真不像话，和我一块来的一个同学的婆婆都哭得一塌糊涂，你还是我亲妈妈哩。”
马瑞芳揶揄道：“你到欧洲留学是去奔锦绣前程了，狗笨(马瑞芳家的宠物狗)丢了就成流浪狗了。”
在家，儿女直呼她“胖妈”，孙子喊她“奶胖”，没大没小。
今年8月15日的上海书展前夕，女儿在临行前问马瑞芳，“胖妈，要是你的书没人买怎么办？”马瑞芳笑嘻嘻说，“那我就夹着我的胖尾巴灰溜溜地回来呀！”
“没想到上海的读者这么友好。”书展上，仅签售一小时，马瑞芳的手腕就抬不起来了。
马瑞芳到深圳去讲课，上完课就跑到音像城。一到那，挑了一大筐正版碟片，《福尔摩斯侦探案》、《克里斯蒂断案》、美国的《24小时》……前一阵子网上热播《越狱》，马瑞芳也跟着儿子挤一块看，每天盯着问，“下载了没有？下载了没有？”国产电视连续剧里，她最喜欢看《亮剑》，“我觉得日子就要这么过！”
每逢长假，有人找上门请马瑞芳讲课。马瑞芳说：“不去。第一，我不缺钱；第二，我缺时间。”
“一个人需要多少钱？又能花掉多少钱？”马瑞芳和她家“领导”，一位是古代文学博导，一位是现当代文学博导，一顿饭，几张薄饼，夹着韭菜，就这么吃。
“那您都把时间花在哪儿？”
“我宁可拿来看侦探小说。”老太太眼睛眨巴眨巴，顽童一般调皮，“这多好玩。要我去讲那重复了几百遍的话，还不如去看我喜欢的小说和电影。”
辛勤耕耘四十年，今年65岁的马瑞芳准备卸甲归田。
“我哪儿也不想留。趁着自己还能爬得动，我要到处玩玩。”
真是一个“直，爽，又好玩”的马老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