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北陵
著名作家冯骥才日前接受专访，提出一个观点：“当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中缺席”，“都远离了文化前沿”，“现在涌进来的不是经典，而多是快餐式的粗鄙商业文化。”
有论者就此发表评论，认同冯骥才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的“缺席”，不但表现在对外来文化引进“缺乏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甄别把关”，而且表现在“对中国文化自身价值的认识”，对中国当前的文化传播的“缺席和失语”。(3月19日《深圳商报》)
恕我直言，冯先生和支持论者的观点有失偏颇。
我以为，中国有文化良心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交汇、时尚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中，一直没有放弃责任。远的不说，就说改革开放时期吧，始终坚持传统文化研究，努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不就是知识分子？我笔记本上有一则摘录：上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理工大学原校长杨叔子教授公开宣布，他所招收的机械专业博士生，必须学会背诵《老子》和至少半部《论语》，否则不能开题写学位论文，不能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在他倡导下，这个工科大学一直沿袭了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传统。在我们耳闻目睹范围之外，还有多少杨叔子一样的知识分子，站在文化前沿，采取不同的方式为《周易》热、《论语》热……做着“发起和引导”的“预热”与“加热”工作？为保护民俗文化奔走、呼号的冯骥才先生，不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冯先生“现在涌进来的不是经典，而多是快餐式的粗鄙商业文化”的断言，我也不敢苟同。冯先生作出这样的结论，能拿得出有说服力的数据吗？缺少事实支持，得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都是“站在中国文化的前沿来挑选外来文化”的，“涌进来”的就没有“粗鄙”，多是“经典”，尤缺可信性。
以个别文物和文化的价值“由他者所率先发现”，就得出知识分子对中国当前文化传播“缺席和失语”的结论也有失公允。谁能相信，一个极具文化价值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真不曾“发现”？过往的事实证明，在那些文化不受重视的地方，很多时候不是知识分子没发现文化的价值，而是发现了却不能引起重视，知识分子无力施以保护。而且我尤其以为，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国家的意义，属于全人类。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去研究，“他者”研究了，出了成果，就是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缺席”，哪是不是研究印度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梵文文学最有成就的就不该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研究巴比伦两河流域文化、写出了《巴比伦古文化探研》，阿拉伯知识分子就都“缺席”了？
然而，我更想说的是，对于不同时代，简单类比不可取。不错，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站在了文化前沿，从西方文化“拿来”很多好的东西，但那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而且，回过头来看，那时知识分子的文化努力，不也更多是在进行“破坏”——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应当肯定，这样的批判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不如此难以打破旧思想体系的束缚，引进先进的文明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时代造就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但是，时代已然从“过去时”走到“现在时”，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我们现存还不能跳出“五四”时期的思维模式和思考框架，那就是“一种悲哀”。
社会在“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螺旋式上升中发展到今天，尤其需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但整整一百年的“批判”，已经让中国人与传统文化疏离得太远。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啥？不只是深居简出的研究，更是基于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普及——耐心的普及。可那往往不是学者的强项。离开时代大背景和社会需求，不加分析和区别，空乏地批评当下的译著和“国学热”、“经典热”，指责知识分子“缺席”源于“急功近利的物欲心态”，既有失公允，也不利于找准当今社会的“病灶”。
无须过于苛求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够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知否，那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在痛斥“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分子”时，却被“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批评家之一”的萨义德斥为“一个代人写作的捉刀人”——非知识分子！可被誉为真正知识分子的萨义德，自己却终也没跳出身受的局限——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被迫“保持了较稳定的边缘立场”，陷于“流亡的决绝与尴尬”。我因此要说，提出“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中缺席”的命题，更像是一个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