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这10名重庆博士联名抵制“抵制”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这些有着不同研究领域的博士们对于“于丹现象”以及“北大清华10博士联名抵制于丹”事件有着怎样的专业观点和看法？记者对这10名博士一一进行了采访。
蔡敏博士(文化与传媒专业，重庆工商大学)：十博士的抵制不代表公众
从文化政治学的角度看，十博士的抵制不是自下而上、代表公众的，更像是临时搞一个小团体来主张为经典、为知识立法，来维护思想和经典的专有权，其形式是媒介批评而不是学术批评。
刘幼昕博士 (教育学专业，西南大学)：于丹将传统经典通俗化
个人认为，《于丹〈论语〉心得》是将晦涩难懂的传统经典内容通俗化、平民化的一种创新尝试，是当代大学服务社会公众的一种具体方式。
梁华荣博士(文献学专业，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化不死，根在当下
正如于丹教授所言：“中国的文化不死，根在当下”，她解读《论语》和《老子》，正是把《论语》和《老子》中的“微言大义”找到一个故事的载体，把它装进历朝历代的故事，把它映射到今天的生活，把它划进普通老百姓的故事中。
谭代龙博士(文献学专业，四川外语学院)：“于丹”“十博士” 将成为文化符号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认识的逐渐深入，“于丹”和“十博士”都将成为文化符号。一个事件出现了，我们有必要去追寻其得以产生的背景，思考其明天的发展走向。
邓伟博士(现代文学专业，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真的能回到《论语》的原意吗？
并没有一个一锤定音的传统文化与传统价值。但是，一旦上纲为是对传统亵渎的判断，对学术的冒犯，就很难心平气和了。你真的能回到《论语》的原意吗——那同样是一个迷梦，并烙上了某种话语霸权的意味。
刘扬博士(文艺学专业，重庆大学)：出现捧者棒者不足为奇
市场化运作催生了学术明星的出镜，导致传统观念中理性的下沿。因而，出现了捧者和棒者就不足为奇了。
董洪川博士(比较文学专业，四川外语学院)：错误是在交流中发现的
我们知道，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尤其是在翻译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典籍中，存在不少译不准和误读的问题，但这并没有成为我们否定文化交流价值的理由。错误是在交流和发现中去修正的，而不是通过简单地取消别人的表达权和交流权来实现的。
黄文博士(法学专业，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于丹讲《论语》是她的合法权利
于丹的《论语心解》在“十博士”看来有危害性，伤及到了中国文化。这如果不是思想问罪，起码也有思想问责的意思。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说明于丹的《论语心解》有社会和文化危害性，从法律的角度说，于丹在《百家论坛》上讲解自己的《论语》心得是自己的合法权利，也是她和媒体的双向选择的结果。
王林博士(经济学专业，重庆大学)：这是成功的企业策划案例
于丹教授从收入相对较低的学者到明星、公众人物、高收入者；观众则从《百家讲坛》获得其所需的精神食粮；出版社从出版于丹的书获益颇多…..这是大众媒介的成功策划与推广，是融文化、潮流为一体的典型经济现象，成功的企业策划案例！
钱峰博士(法学专业，重庆大学) ：他们的学科和成就与《论语》无关
通过百度一搜，“北大清华十博士”的真正来头也大致显现。
有意思的是这十博士中只有徐晋如有点所谓的国学功底和成就，但其与余 杰的私交又令人难免对其人品与志趣有“近墨者黑”的担忧。
排名第一的刘根勤据说是徐晋如的同学，但压根就没有任何相关的学术造诣，原本是广州一房地产的关注者；朱崇科则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文系博士，研究方向是新马地区的华人文学；至于其他人的学科和成就那就更与《论语》无关了。
既然如此，那他们何来批判于丹的依据和底气？省省吧，“北大清华十博士”，要成为真正的“文化斗士”？还需摆脱功利的羁缚，潜下心来多读点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