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日，西南联合大学迎来建校七十周年。西南联大存在前后不过九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丰碑。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一位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烽火催生的教育奇迹
抗日战争的烽火催生了西南联合大学这所特殊的大学。1937年，日寇铁蹄进犯华北，践踏神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是南下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自1937年9月至1946年7月，西南联大历时9年，成绩卓著，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自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5月4日在西南联大就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8000余人，毕业3807人，其中研究生毕业75人。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时，1665人自愿登记转往三校继续学习。
在联大学习过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有2人（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士，故院士总数为90人。联大学生后来取得特别突出成就的有：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这只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部分突出人才，在文、史、哲和社会科学方面也出现一大批突出人才，还有一大批政治家、革命家等等。
陋屋斗室中的爱国奉献
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耀眼成就，抗日救亡的铁流中同样有他们刚毅坚卓的身影。九年间，先后共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有14位联大学子献身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当年，三校师生从长沙分三路西迁昆明，其中250名学生和11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几乎是用双脚横跨了三省。联大师生置任何艰难困苦于不顾，教师为国之振兴而教，学生为抗战建国而学，体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西南联大的条件非常艰苦。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甚至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从不迟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联大师生在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
“独行特立”又“自由”
在战火纷飞之际，在学习、生活、工作条件都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 半个多世纪以来，让人们形成共识的是，联大的成功纵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名师荟萃，形成了特有的“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
西南联大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他的“独行特立”。学者谢泳曾在《逝去的年代》中，勾画了一群知识分子的群像。那些以个体则显得峭岸生姿，以群像则显得崔嵬强健的教授、学者们，以及真正担得起受过高等教育之名的学生，显然是“联大精神”产生和存在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怎么能想象没有金岳霖、吴宓、钱端升、闻一多、罗隆基这些特立独行的“人”的西南联大，怎么能想象没有“不衫不履”的汪曾祺等学生的西南联大呢？
而西南联大最大的成功之处是什么，邹承鲁院士曾总结为两个字：自由。他说，“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兴趣……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这“自由之研究精神”可以说是学术繁荣的命脉。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极绚烂”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即是“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不论是“独行特立”还是“自由”，都是西南联大得以长存人心的根本，也是现今中国大学最欠缺的特质。虽然“联大精神”不可能克隆，却不妨碍我们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