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麦家的《暗算》获得中国内地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麦家创作的《风声》同步走红，并被华谊公司购得影视改编权，电影《风声》已经面市。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麦家。
电影的硬伤是颗朱砂痣
记者：电影《风声》和原著相比，改动较大，您怎么看待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之间的关系？
麦家：《风声》小说出版后有五十来家影视公司来询问影视改编权，仅电影，就有中影、上影、姜文公司等国内比较大的电影拍摄机构来谈过。我个人一直推崇姜文把电影当艺术来探索的才华和劲头，他的助手小尹从美国打来电话，要我等他们回国再说。我等了半个多月，足见我的真心。其实双方都是真心的，但缘分还没有到，最后没有合作成。
华谊几乎是最后冒出来的，那时小说出版已经一个多月，当初那个大家争抢的热头已经过了，我似乎面临着因为挑花了眼而沦为“剩女”的难堪。然后一天晚上王中军突然来了个电话，直截了当说要买，具体由中磊跟我来谈。我跟中磊在昆仑饭店谈的，就谈价。中磊报了个价，影视套买，外加游戏，报价很高，比我期待的还要高，就这么定了，很简单。
现在电影出来了，电视剧的剧本据说也完稿了，可望年内开机。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观众对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我是“它”的亲戚，理当说它好话，所以我的好话也就少了可信性。失信的话不说也罢。
从小说到影视，必然对原著有冒犯和伤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编，也保证不了完全忠实。小说和影视不是一个道上的，无法“同呼吸”，“心连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为兄弟，像一个模子压出来的，那么这两个作品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失败的：要么是小说，要么是影视。导演通过修改原著来展现自己的水平，这块硬伤一直存在。中国作家在影视面前从来是弱者。
甚至可以这么说，越优秀的小说要改编为优秀的影视要接受更多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在小说中出彩的东西，比如文学的语言、繁复的意境，影视往往是表达不了的，只有挨刀了。具体到《风声》来说这种“刀伤”更是在劫难逃。因为《风声》是一个谜语故事，如果电影不能对小说的关键情节、最后的谜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的球赛，这在商业上是大忌。我对《风声》电影之所以大体满意，就因为它成功地改编了故事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这就是改编，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背叛也不是我的不好，而是为了电影的好。
应该说，电影是无法完全表达我小说的意蕴和驳杂的内容的。我认为，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就好像把一片滚滚麦浪做成一盒饼干，饼干虽然好吃，但怎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小说分“东风”、“西风”、“静风”三部，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和“作者”对历史上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的述说，互相呼应又矛盾，统一又对立。这种多角度的叙述，甚至是矛盾的叙述，恰恰是抵达一事一物真实的途径。历史比未来还充满变数和悬念，然而我们长期在一种主义叙事下生活，已经习惯了以一个声音、一个视角看问题，看过去。这是我们的“密室”，我们需要打破它。当你打破了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历史其实就像“风声——远处传来的消息”一样，虚实不定，真假难辨。这是小说的最肤浅主题，但两个小时的电影怎能高攀得上它呢？
小说《风声》有两条情节链：一条是谁是“老鬼”；第二，“老鬼”在密室中如何把救命的情报传出去。我对电影《风声》总体还是满意的。但“唱戏传情报”我觉得不高明，逻辑关系的这颗“螺丝”没拧紧。另外，在传递情报的时候，临时增加了一个角色，这也不符合游戏规则。
要讲一个惊悚故事，藏一个谜底并不难，但给一个惊悚悬疑的故事赋予一个人的情怀，甚至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情怀，这是有点难的，而《风声》恰恰在这方面有突破。
记者：电影里有李宁玉褪衣的镜头，小说中没有这个情节？这种加法是否不尊重原创？
麦家：小说中没有这个情节。但这是电影的商业需要，我可以接受。电影传递的一个知识我觉得挺有意思，通过测量你身体的骨骼、体型来判断你的品行，这个很有趣味，今后或许会成为一种时尚。
出于商业考虑，他们的做法情有可原。毕竟电影容量有限，有时候我们不能过分挑剔。我花了两年时间创作的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中的意蕴和博大，电影很难一一展现出来。不过，电影里一下子让两个人物死掉了，这稍显仓促。悬念的吸引应该来自于环环紧扣，你剪掉了两个人物，就很难自圆其说。
中国影视界对编剧不太重视，举个简单的例子，电影片头会在醒目位置映上“某某某作品”，准确来说，应该是某个人导演的作品。人不是万能的，就讲故事的能力来说，编剧是不会弱于导演的。即使故事有破绽，作者也是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比如我两年的写作，对每个情节都反复推敲，尽力把破绽压到最小。电影人投入的情感和时间，不可能与编剧相比。总之，导演可以自成一路，但不能抛弃了(小说)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