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这里给我一种怀旧的感觉，这里挂着一张我15年前的照片，当时我还留着长头发。15年过去了，同样的我其实已经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不是理论家了，我现在就是要把理论和行动结合起来，我愿意看到实践的结果，因此来到这里大家谈我的理论反而有一种走向未来的感觉。”作为一名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顾问，吉登斯在中山大学三天的学术活动中更多对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提出看法，同时也对中国的现实和改革未来提出自己的观点。
走出传统福利模式
“我们的时代正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作出反应，只有这样我们的繁荣才能继续。”吉登斯表示，对于欧洲，他倾向于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定义为不太成功的国家，而北欧、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则是成功国家。“撒切尔曾经说，不存在这样一个社会既经济成功又福利成功，但北欧做到了。北欧这些成功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就首先归功于经济的开放，而法、德、意在这方面相对保守许多。北欧还在公共服务方面持续投入非常大，并对劳工制度、退休金制度等方面做了很大的改革。”
他说，传统的福利社会中，政府注重保护退休者、小孩等弱势群体，但目前在欧洲的状况是，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可能是年轻人，年轻人普遍很难找到工作，所以现有的福利模式要更注重对年轻人的关照，帮助他们找到岗位。传统福利模式中，政府负责一切买单，这是一种被动防御性质的福利模式。“我认为，传统的福利模式必须改变，成功国家已经穿越了其中改革的障碍。在现代福利模式下，政府不仅要保护人民经济上的损失，也要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这些问题在中国同样需要讨论。”
中国需要跨越式前进
吉登斯认为，对于中国，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但是传统的福利模式已经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了，中国需要在福利制度建设方面跨越式地前进，走在世界前面。传统西方的福利模式是不可行的，它已经过时了，而中国则需要自己的福利模式。
福利模式需要跨越式地建立，中国的经济结构也要跨越西方的道路。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总会有一天萎缩、服务业的比重加大，“在这个发展的道路上，中国不要走西方的发展道路，中国要跳越走过西方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中国目前的现状。”
在环境问题上同样如此。吉登斯认为，中国的农村工业发展是很容易的，但让他们重视环境在目前并不可能，从这个方面讲，走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也是不太可行的。“现在，环境问特别是气候问题在西方已是政治问题，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后京都议定书，中国应该做生态社会的先锋。”
世界正逃离我们的手掌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认为，世界是可以预测的、可以被理解的，人类能够掌控一切，其中，科学技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非常让我们困惑的，它瞬息万变，与我们的历史脱离，不断的失控。正因为如此，我们面临的未来也更加难以预测。”吉登斯说，“和18世纪晚期相比，我们的世界已经不是那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已经脱离了我们的掌握，世界正在逃离我们的手掌，世界和地球充满着不确定性。现在你问我，我们的世界将何去何从，我会持一种不确定的态度，甚至人类在地球上的命运也是不确定的。”
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和世界的关系在变化。直到50或者60年前，人们主要是关心以下问题，自然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人们担心的是各种自然危害和农业收成。“现在我们担心，我们对地球做了什么？我们对自然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这样做，地球会对我们有什么报应？这才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大改变。”
“第三条道路”不是唯一工具
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创造了一种的新的左翼道路，它保留了一部分左翼的精神，它注重保护弱势群体。吉登斯昨天在中山大学的讲座中认为，在西方，“第三条道路”其实是一种并不新鲜的哲学观，“第三条道路”并不否认市场，但要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避免失衡的产生。“第三条道路”不是唯一的工具，每个国家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希望中国繁荣，每个人同时能分享它，这对穷人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第一条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想法，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张政府控制、干预、计划国民经济。“第二条道路”是以市场为中心的放任自由主义，以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里根主义为代表，它们坚持小政府、大国家，简单说就是扩大市场的作用。但撒切尔主义最严重的问题是太重视市场竞争，导致地区差异加大、贫富差距拉大，公共服务也不断下降，在这方面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记者侧记
倾听那些被忽略的声音
安东尼·吉登斯，当代著名思想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顾问，英国上院议员，拥有“终身贵族”称号———这是中山大学在宣传文案上对吉登斯的介绍。作为一名对欧洲政治格局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吉登斯的到来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的追捧。
对于这样一位曾经只是想象中的大家，吉登斯给所有人留下的是其英国式的绅士而不是英伦的傲慢。在演讲的对话环节，当细心的吉登斯注意到话筒只在前排传递时，吉登斯令所有人非常感动地跳下演讲台，走到礼堂最后一排，倾听那些被忽略的声音，一如他在政治上的最重要主张“关注弱势群体”。每一个合影要求，吉登斯总是发自内心和学子们拥抱留念。
当记者提出希望面对面交流时，他也是欣然答应，尽管主办方可能出于爱护考虑，阻挡来自记者的采访，吉登斯总是很礼貌地主动提出，“再来一个问题。”主办方的过于爱护反而显得非常突兀。当自他被主办方拉出记者们的采访队伍时，吉登斯总是很无奈地说：“Sosorry！”（记者 石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