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者，顾名思义，即施政（执法）严酷、猛烈的官吏。司马迁将汉代景帝、武帝两朝的十余名官吏列入《酷吏列传》，本身就含贬义。诚然，即使用现在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酷吏”中的大部分人仍然属于“反面典型”。但是，他们中也不乏“正面典型”，而且，这些“正面典型”在道德操守、勤奋敬业等方面，足以让当今的一些“公仆”们汗颜。
郅都是景帝朝的名臣。他虽然官居列卿，但严于律己，公正廉洁。他从不接受他人的馈赠（问遗无所受），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说情打招呼（请寄无所听）。他忠于职守，舍小家顾大家，“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郅都初任济南太守时，济南郡黑恶势力（地方豪强）横行，他到任后，大义凛然，坚决予以打击。一年后，济南的社会治安得到根本转变，甚至到了路不拾遗的程度。他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临江王刘荣是汉景帝的长子，郅都在审理他的犯罪案件时，不顾窦太后（景帝之母）等人的情面，拒绝给予任何“照顾”。
赵禹原是地方上的一名小吏，后逐步升迁，直至位列九卿。他之所以屡被提拔重用，缘于三点，一是廉洁，二是勤奋，三是才干。他因为廉洁而被提拔为令史，在太尉周亚夫手下任职；周亚夫升任丞相后，他为丞相史，丞相府中“皆称其廉平”。此后，赵禹先后担任中尉、廷尉、少府等要职，但廉洁从政的习惯从无改变，一直“为人廉倨（廉洁高傲）”、“舍无食客”。且“公卿相造请禹，禹终不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甘愿做一名“孤独的贵族”。赵禹很勤奋且才能突出，并以此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他与张汤一道，制定了一系列律令和官吏间相互监督的制度。到晚年，“禹治加宽（施政不再像过去那样威猛）”，以公平著称。司马迁称其“据法守正”，可谓恰如其分。
与赵禹一同制定律令的张汤，则颇具争议。司马迁虽肯定他的能力以及他对国家的贡献，但对其道德品德几乎是全盘否定。《酷吏列传》载张汤与一些商人过从甚密，且有财物往来。后来，丞相府长史朱买臣等人为报复张汤，逮捕了张汤的属吏田信，田信供认：张汤每向汉武帝奏请实施新的财政政策前，总是先告诉田信，田信就根据获得的信息储存囤积有关物品，并以此致富，然后与张汤分享赢利。汉武帝闻讯大怒，立即将张汤逮捕下狱，张汤被迫自杀。张汤死后，家中却很清贫，只能用简单的棺木并以牛车出丧。汉武帝知道后，诛杀了朱买臣等人，并为张汤平反昭雪。
司马迁受儒家和老庄思想的双重影响，推崇以“礼”治国、无为而治，反对严刑竣法、施政（执法）苛严，因而，他将郅都、赵禹归入“酷吏”之列。但是，二人即使生在今天，也算得上是“德才兼备”的人才。最冤枉的是张汤，如果他真的是官商勾结并从中获利，那么，他死时绝不会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因此，张汤最起码算得上是一名“廉吏”。
西汉至今已两千余年，但郅都等人身上，犹有许多光彩照人的“亮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作者：李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