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佳
此次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顾彬老调重弹，陈平原教授拍案而起：“我很不高兴！”
26日，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据说盛况空前，和而不同。“汉学”这个词比较拗口，意为关于“汉”的学术，也就是外国研究中国的学术，不是中国自己的学术。参会的人，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很多是夷人。
在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强调“夷夏之别”，训练出一个“老大帝国”的心态，两耳不闻窗外事，关起门来当大爷，下雨天打孩子，太阳天打老婆，浑然不知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人曾经兴起过会否被“开除球籍”的忧虑。然后，由于女排在竞技体育领域的胜利，流行起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类似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代表着当时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二十年河东河西转悠一圈，如今，楼价高企，电力紧张，男足打架到西方，中国不仅各种营业项目的收费“和国际接轨”，即使在文化领域，也腰杆硬了，嗓子粗了，伸手收美金了———仿佛大踏步迈过“世界”的门槛，登堂入室，顾盼自雄。最经典的案例，便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深入人心，成为各地政府招商引资、开展旅游文化产业的标准用语。有句俗话，“虽无隔夜粮，但有传家宝”，哪一家都能搬出几件老棉袄，所谓敝帚自珍是也。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居世界前列，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自然水涨船高，比如中国一年出产3000部长篇小说（笔者注：毫无疑问，这个数字是保守的）。
然而，股市满盘飘红，依旧有个股疲软，更何况文化和文学不是股市，和国民生产总值无关，更和从业人员多寡、产品数量无关。中国一年出产3000部长篇小说，只不过说明了，在中国写小说太容易，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可以呼吁外国文学青年落户中国———类似于最近几年外国的演出团体纷纷登陆。
然而，中国的文学从业人员，毕竟人多，过惯集体生活，嗓门大，腰杆硬，20年前还在担忧被“开除球籍”，如今已经“抖”起来。去年，汉学家顾彬的一番言论，引起国内的文学从业人员的围攻，就是一例。此次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顾彬老调重弹，陈平原教授拍案而起：“我很不高兴！”风紧，扯乎？且慢，看看顾彬教授说什么。顾彬教授说：“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德文和日文，能了解完全鲁迅吗？”这属于高标准严要求。房价高企，揾食困难，中国吃鲁迅饭的人漫山遍野，僧多粥少，忙着抢食哪，根本没时间搞清楚鲁迅抄的古碑是什么意思、汉学宋学今文古文如何影响鲁迅的思想和交游，当然更没有时间从德文、日文入手探究鲁迅了。
顾彬说“中国作家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这句话鲁迅当年也说过：“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或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鲁迅此语，既表明了他对自己的了解，也表明了他对外国文学的了解。顾彬多次强调，在鲁迅生活的时代，大多数优秀的作家、学者，如胡适、鲁迅、张爱玲，都懂外语，不仅能阅读，而且能翻译。这说明，在那个年代，中国作家的文学视野是和外国同步的，鲁迅等人深刻地了解外国文学发展到何种程度、外国作家在思考什么问题、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的距离在哪里。
如今，国家改革开放，走出国门是容易的，参加个旅游团就可以做到。然而，和世界同步是困难的。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想和世界同步，首先要了解世界是怎样的，然后建立交流，然后有样学样，然后才能幻想走向世界，比翼齐飞。
这一了解，不能依赖滞后的翻译；这一交流，不是作协组团到国外开茶话会———中国人好面子，外国也知道，只有顾彬这样的不给面子，结果也不招国人待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