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出版报》：您有哪些作品在德国翻译出版？据您了解当前中国作家作品以德文翻译出版的情况如何？
莫言：目前我的5部作品被翻译成德文出版，其中包括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台之歌》、《酒国》、《生死疲劳》和中短篇小说集《枯河》，另外还有一部长篇小说《檀香刑》的德文版将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推出。在交流与交往中我感觉到近几年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有了较大深入，德国对中国作家作品翻译的热情越来越高，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在德国翻译出版的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我相信随着中德文化交流的深入，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之后会有更多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德文出版。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了解德国读者对您作品的评价吗？
莫言：我只能间接地得到一些反馈。我的很多作品谈到中国当下农村以及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上世纪80年代国外读者阅读中国小说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从纯文学艺术角度欣赏的比较少。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德国的一些读者和作家同行开始抛开政治经济的视角，从文学阅读与鉴赏的角度来品味我的作品。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就曾在读完《红高粱家族》之后评价说，这部作品与重视思辨的德国文学迥然不同，它更多的是在展示个人精神世界，展示一种广阔的、立体化的生活画面，以及人类本性的心理、生理感受等。当我得到这些反馈信息时，感觉很欣慰。因为作为德国作家，他在读了经过翻译的德文版小说之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作品中语言文字所传达的意境以及情感，首先说明我们的翻译比较成功，另外德国作家能够从纯文学艺术的角度审视我的作品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我想很多中国作家都希望国外的读者、同行能够抛开政治的色彩甚至偏见，用文学艺术以及人文的观点来品读、研究我们的作品。我希望国外读者能以文学本位的阅读来体会中国小说。
《中国新闻出版报》：德国文学的作家作品对您以及中国作家群体的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
莫言：歌德、海涅等德国文学作家已经是屹立在世界文坛的巨匠，他们对世界包括中国文学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一批作家来说，德国战后作家希特、格拉斯、伯尔、赖希·拉尼茨基、恩岑斯贝格对我们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的作品《猫与鼠》、《一个女人的雕像》等在中国也有着广泛的读者群体。这些作家作品中对“二战”的反思可以引发我们对人类与战争的很多思考，他们对于反常社会极尽夸张的描写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也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我们经常会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类似格拉斯手法的痕迹。文学创作中，对非正常社会历史阶段的反思有着相似的心里动因，这些反思对当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多启发。
《中国新闻出版报》：有些读者认为德国文学充满着思辨色彩，因此也就相对艰涩，甚至难懂，您认为是否如此？
莫言：就像我们普遍认为德国人有着哲学头脑，但并不是每个德国人时刻都在皱着眉头思考一样，德国文学也不尽然是思辨的、艰涩的、难懂的，德国文学同样千姿百态。既有歌德抒情诗一般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有故事情节妙趣横生、荒诞曲折的《香水》，嬉笑怒骂以及令人忍俊不禁等在德国文学作品中都有表现。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都是丰富的，而非单一的，只是他们各具不同的文化特色而已。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认为当前中德之间的图书文化交流还有哪些需要提升和改进的方面？
莫言：图书文化的交流是一个不断循序渐进的过程，法兰克福书展和中国主宾国活动为中德之间的文化、文学、图书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文学交流要摆脱单一的短期经济效益追求，相互推荐翻译优秀的作家作品，选择最能代表对方文学高度的作品翻译出版。作为作家我们更渴望遇到优秀的翻译家，准确、优美、完整地翻译我们的作品。中外文学作品、图书的沟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家的水平和努力程度，翻译是桥梁，是中外文学交流中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报记者 洪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