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敏先生撰写了三篇读尹湾汉简札记，在《试论尹湾汉墓出〈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中，他认为尹湾汉简中吏员定簿最具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一）定簿所列东海郡县名可以印证、补充和订正《汉书·地理志》关于东海郡的记载；（二）定簿所载东海郡辖县吏员的类别、名称和佚奉，可以印证东海、补充《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的有关记载，（三）定簿所载东海郡诸县设置亭长数量，则可印证亭并非乡以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他在另一篇《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中，指出此篇所载诸县“输钱都内”的时间和作用，可以明了汉代地方向中央上缴钱财的制度梗概。简文有“右十三人繇”的记载，这对汉代徭役制度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可确证汉代也存在“赀戍”之制。此外，简中所载东海郡平曲县丞送“徙民敦煌”，有可能是西汉末年谪戍之制的反映。他在第三篇文章《〈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文章中，对《集簿》内容逐一进行句读解释，提出疑问对其在当时的作用和意义加以阐发，认为上计集簿的内容有明确的规定，即史书所记载的“户口垦田”与“钱谷出入”两项内容的具体化。
周振鹤教授在《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案例——读尹湾汉墓出土木牍》（《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一文中，就一二号木牍所载资料作了年代断限，然后详细考察了（一）由吏员配备看乡、亭、里制度和县级行政区划的等第；（二）由亭的数目看县邑侯国幅员大小与吏员总数的变化及盐铁官的性质和盐官数目。最后，作者认为木牍是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宝贵资料，既有东海郡县两级政府极为详尽的吏员配备情况，阐明了当时的政区地理面貌。此外，还有部分吏员的升迁、劳绩记录以及东海郡人口、土地和财政收支材料，与《汉书·地理志》等史籍互相发明，具有重要的证史、补史的作用。卜宪群先生《西汉东海郡吏员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就1、2、5号木牍所载内容探讨了东海郡及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中吏员设置的若干问题，认为西汉中后期以后，地方行政机构中属吏的地位上升，侯国的吏员也属于汉代官僚体系中的一部分，乡官有乡佐、游徼、亭长，亭的设置与行政组织没有关系，郡国的盐铁官可能直属中央。然后他总结了吏员设置的一般原则：（一）有定员编制；（二）按名目设置；（三）体现了汉帝国行政管理的理性化。最后他称赞汉代官僚制度的整体管理水平相当发达。
高大伦先生在《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作了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尹湾汉墓木牍《集簿》反映了汉代户籍管理制度，是研究汉代人口史的重要资料。但将户口统计数据所暴露出的深层社会问题，如户口及户与口之比例、流民、男女性别比例、老年少儿及老少比、高年受王杖制度及老龄化等，逐一探讨后发现，东海郡当年人口增长率为10‰，获流（国家设法招揽安置流民重新占著户籍）达四万多人，男女人口性别比是102，汉代人口平均年龄估计不会超过70岁。最后作者强调，不但《汉书·地理志》中所记人口数有较多的水分，不能反映西汉末年全国人口的准确状况，连作为考古资料的《集簿》中的户口统计，从年龄段分布、获流数、男女性别比例、高年受王杖人数等都与当时实际情形有很大出入，尤其是少儿和高龄人口数，根本无法令人相信。因此在利用这些统计资料数据时，应该慎之又慎。杨际平《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一文，列表统计了汉代内郡太守、都尉府和县、侯国、邑的属吏设置情况，着重说明邮亭是独立于乡里之外的另一系统，规模比乡大，吏员却少。亭只设在交通线上，成点、线分布，负责维持治安。郡县少吏多选用本郡人，但太守文学卒史则选用他郡人，并有长吏不在一郡久任之贯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