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十年,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一百年前的此时,中国文化正处于歧路彷徨。此后是急剧的动荡,战乱与情仇,由帝国而民国,由民国而共和国,以至于今。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伴随着民智的浩大、互联网的普及、知识阶层的分裂与共存,中国文化进行着新一波转型,既接续上世纪的遗产,又开启新世纪的未来,未知的未来。
十年中,一群新的中国知识人,不是书斋中的学者,也不是街头的义人——— 他们的职业更加多样,他们的讲坛更加宽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他们身处改变的洪流,又引领着这一股改变,既继承上世纪的无奈,又呈现新世纪的种种可能性。
CHANGEIS HERE .
本专题谨选择十位中国知识人,以图记录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记者跟梁文道约在香港旺角一家咖啡馆热闹的露台上见面。旺角一如既往的嘈杂、喧嚣,梁文道黑衣黑裤,泥土色的布质背包斜背在身后。两个多小时里,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
这位自称“香港最后一代的文化人”今年39岁,2009年在内地连续推出《常识》、《噪音太多》、《我执》、《读者》四本书,风行一时,开启了时评类图书热卖的先河;而从2003年起,他和凤凰卫视正式签约,在《锵锵三人行》这档最受内地知识分子欢迎的谈话类电视节目中被广为熟知。他被视为香港人“北上”最成功的一位知识分子。
最高峰时,他为11家报纸撰写专栏,同时主持四档电视节目,观众在24小时里可以在电视上见到他八次,因为每个节目得重播一次。
这些都在过去的十年间发生。十年前,不肯做被政府和商人笼络的“饭局作家”的梁文道,过着典型香港文化人的穷日子,书买不起,一日三餐在家吃方便面。有一阵子他实在不知道写什么赚钱好,还写了几回连载小说,标题叫做《咸湿黄飞鸿》。
这位香港大学哲学系的94届毕业生,在初出道时一度对电视等俗文化进行凶狠地批判,那时他的文风被人总结为“叙述流利、抒情深沉、说理尖锐、开骂狠毒”,“不少文化耆老都被他烧得吹胡子瞪眼睛”——— 香港作家邓小桦曾这么描述。
李照兴在那时认识了梁文道,在一个介绍新书的电台节目里,梁文道能谈、能快速思考且抛出观点。李照兴说,他似乎就是一个为媒体而生的人。
梁文道住在远离港岛的沙田村,他说,习惯了沙田村庄里的大树,亲切的邻里,楼下的茶餐厅,还有满屋子杂乱堆放的书。在这个村庄里,他住了近十年,村里有百来户居民,村后是小山,山上有荔枝树,山上的猴子不仅荔枝摘得欢,“还常跳到阳台,扒我的衣服”。
就在这间屋子里,他像文字工厂一样产出成品。完全不用热身就能进入状态,高密度作业,为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报纸撰写专栏。一贯的竖排稿纸,写完用传真机发出。
但他并不是一个囿于书斋的读书人,不仅坐而论道,还要“起而行”。
2001年的秋天,梁文道和一帮朋友在香港土瓜湾的一个被弃置的动物检疫站,开办“牛棚书院”,不提供学历、文凭或者专业资格。2005年,牛棚书院因为经费原因,宣告停业。
2006年,梁文道与蔡子强及蔡东豪合办上书局出版社,旨在推出普及的非文学类书籍以引介知识,并在第二年的2月份出版免费杂志《读书好》。
1998年底,在好朋友马家辉的介绍下,他认识了窦文涛,“后来窦文涛还跟马家辉埋怨,你怎么给我找了个这样的人,你看长得那个样子,怎么能上电视?后来觉得这个人样子虽然长得怪,但怪得有特色,就这样一直做下来了。”梁文道说。
声名纷至沓来,他被网友称之为布道者,财富和声名,虚荣、谎言和贪欲随之进逼。
2009年4月5日,梁文道在深圳中心书城做新书签售。有一男青年要求他在书上写:我们是胜利者。他问清楚,写了。后来有人发现,这本签了字的书,在淘宝网上挂出,起拍价65元。
梁文道说,他急切地需要寻找更有力的武器去和伴随着声名一起到来的东西抗衡,这似乎像是一个不得不去战胜的新敌人。
“我想他做的一切,一定有一个简单而单纯的梦想,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邱立本这么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