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刚刚开放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文学的“走向世界”是当时的激进的和关键的口号。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进程的中心就是对西方的开放，中国开始尝试进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中国的新一轮的现代化的方案开始实施。在这个时刻一方面一种新的个人解放的思想潮流开始凸现，另一方面，一种新的民族意识也开始凸现，这种民族意识在八十年代强烈地表现为一种“落后”的焦虑。原来计划经济时代民族意识中强烈的作为“第三世界”斗争的中心和反抗美苏世界霸权的责任感开始被一种感到中国各方面落后的焦虑所取代。直接的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的感觉强烈地影响了文学的想象。八十年代的文学并不仅仅强调个人解放，反而是经常试图论证由于没有个人的解放，中国的”落后’才没有能够赶上世界。这里的世界其实是西方。我们将空间上的“西方”视为一个时间上的领先者，一个在各方面都需要“赶超”的理想的对象。而各方面的赶超的想象都需要新的参照系和新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在文学界，诺贝尔文学奖正是这种关键的参照系。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走向世界”的梦想总是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终点的。这里我们似乎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普遍性的标准，一个似乎是举世公认的评判尺度。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一系列变化，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开始展现了一种最为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我们将一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为世界文学的大师看待，以最为真诚和最为热切的介绍和推荐向我们提供世界文学的超级范例。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将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的失败和困难的象征，将它视为我们自己仍然无法达到世界文学普遍标准的状况的标志，这使得我们往往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挫折感，一种急切的焦虑。我们决心向它冲刺，以证明我们自己一往无前地走向世界的决心。
我们的这种决心使得我们强烈地要求我们的文学要加速“现代化”。当时有关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热烈的讨论就是认定现代小说必须要有新的技巧，而中国小说的技巧则还局限在现实主义的传统中，无法和世界接轨。中国文学的落后状况就无法改变。“现代派“这一非常含混，却极富吸引力的概念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的指标。叶君健在该书的序言中强烈地表述：“充分掌握当前世界文学的潮流和活动，与世界的文学交流，进而参与世界的文学活动，无疑是我们从事各方面‘现代化’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当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序第6页）他提出应该将文学从“蒸气机”时代跨进“电子和原子时代”。从王蒙的所谓“东方意识流”小说、朦胧诗到当时许多人尝试的象征小说（当时有石涛和谭甫成等一批象征小说的作家等等都是这方面实验的范例）直到刘索拉和徐星的现代反叛风格的写作等等都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式的努力。这些努力都显示了对于现代主义的强烈的追求。而当时对于中国新文学史的发掘也指向了早期的中国象征派诗歌如李金发等人及“九叶派”的诗歌和“新感觉派”的小说等等。这些多年被忽视的现代主义的流派突然表现出以往不存在的重要的价值。于是对于现代主义的追求成为“走向世界”的关键，而诺贝尔文学奖则明显地成为“世界”的一个想象的标准和尺度。最后，高本人用得到诺贝尔奖来满足或者加深我们的焦虑了。
与此几乎同时，文学界又意识到了中国的“落后”造成了中国和西方文学的距离。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则提供了另外的借鉴。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获奖对于中国作家的震撼是非常大的。他的将拉丁美洲的独特的文化和想象力与西方式的现代主义技巧相结合的创作能够得奖的事实，让中国作家看到了一条“赶超”之路。85年之后的“寻根 ”和莫言及贾平凹等人的小说等潮流显然深受这方面的影响。作家希望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最终“走向世界”。
八十年代的文化中这种“走向世界”的想象强烈地构想了一个“世界’之外的中国文学，和一个在这样的世界中的我们的挫败感。这些都提供了一种异常微妙的表述。一方面是强烈的期望得到肯定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强烈的民族自尊。这里的复杂的心态都凸现在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断的期望和不断的追求之中。这一切显示了我们的天真和单纯，也显示了我们的简单和片面。一切都是一个变化和转型中的大时代的文化后果。同时，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在二十年来曾经一直是中国作家和文学期望的目标。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走向世界”的梦想总是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终点的。这里我们似乎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普遍性的标准，一个似乎是举世公认的评判尺度。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一系列变化，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开始展现了一种最为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我们将一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为世界文学的大师看待，以最为真诚和最为热切的介绍和推荐向我们提供世界文学的超级范例。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将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的失败和困难的象征，将它视为我们自己仍然无法达到世界文学普遍标准的状况的标志，这使得我们往往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挫折感，一种急切的焦虑。我们决心向它冲刺，以证明我们自己一往无前地走向世界的决心。这种状况直到九十年代一直也没有衰减。九十年代初叶有两件具有意味的事还值得一提，一是当时以写一些流行的通俗抒情诗赢得了少男少女们的喜爱的汪国真也宣称他决心写出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二是中国出版的一本豪华本的文学杂志《大家》明确宣称这本杂志是以追求诺贝尔文学奖为目标的，而且每期都以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为封面人物，也足以说明中国文化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极度的关切。这种关切一方面夸大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将中国人得奖视为“为国争光”的行为。
我们一面有强烈的对于西方文学标准的认同，一面则又用强烈的民族感情来解释这个奖。我们用诺贝尔文学奖来论证中国文学由于表现人性缺少深度而无缘获奖，同时又有人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表示不屑一顾。于是，一种“诺贝尔情结”强烈地控制了中国文学，这个情结实际上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是一种又期待又恐惧的心理。对于中国文化界的生态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我们也幻想它由中国人获得的一刻，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其实，到了真的有华人得到这个奖，我们所期待或焦虑的一切都没有出现，却反而加重了问题。
这说明，中国文学的问题仍然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