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也算《人间词话》留给后人的一个学术悬念。
叶嘉莹：王国维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不会欣赏南宋的词。他重视直接的感发的词，不喜欢南宋的词。可是南宋的词之出现，在词的发展历史上有一个必然的缘故，那就是因为词这种长短句的句法，如果都用直接的叙写，就成为大白话一样。凡是成为大白话的说法，变得很浅白，就没有余味了。所以当词是小令的时候还可以，它短小，话都还没有说完，留给人很多联想。词的长调如果用长短句都说出来就没有余味了。所以同样写美女早晨起来化妆，温庭筠的“照花前后镜”这个可以，“新帖绣罗襦”这个也让人有联想。可是柳永写的美女起床“倦梳裹”一类的，就不能引起什么联想。就是你把这个事情用白话都说了，就没有联想了。所以后来南宋写长调的人，就要把它隐藏起来说。他不得不用这个办法，就如同我们的新诗，如果都用白话写了，就没有余味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变成朦胧诗呢，这是没有办法。因为都用大白话，意味就很浅俗了，所以就用朦胧诗，在台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用现代诗。这都是不得已，都是没有办法。
而南宋这些词，你要透过它这些委曲的或勾勒的手法体会其深意。因为中国古人的诗都注重直接感发。这样的词，用了很多思想、很多安排、很多刻画，王国维就觉得这个隔膜了，所以他就说南宋词是隔膜的，因为他不能体会。在王国维那个时代，他能够把西方的一些哲学的、美学的东西引用进来，这未尝不是他的一个进步，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进步。可是他的时代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的《红楼梦评论》是一样的，他想用叔本华的哲学讨论红楼梦，而不是用中国传统的索隐、猜谜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不过，王氏的《红楼梦评论》完全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讲，也不免受到局限而有很多牵强附会之处。
叶嘉莹：我只是说王国维的“境界说”在承前启后的情况，对于以前的继承，对于以后的开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所以我们对于《人间词话》的评价，应该是有肯定它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它不足的地方。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王国维是很了不起的，张惠言也是了不起的。
记者：西方有一种很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对待传统词学的各种困惑，大概需要更多地进行内部研究。
叶嘉莹：我认为，首先，诗可以有多重的意蕴，多重的意蕴又出于多重的原因，而其中主要的则在于诗歌之中，词句之间、语言文字符号之间彼此的关系结构和作用产生不同的意蕴。所以要用西方的语言学和符号学来分析，因为语言就是一种符号。在诗歌中，存在一种micro-structure，就是一种“显微结构”。如果根据克里斯托弗（Julia Kristeva）的说法，语言在文学诗歌中的作用和诗歌的语言作用有两种，一种是象喻性的作用，比如我说松树代表一种坚贞的品格，或者我说美女的蛾眉代表贤人君子的品格，那么这种语言和它所象喻的意思，是固定的，是约定俗成的。这就是象喻的，有一种象征的意思。有的语言，并没有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比如“菡萏香消”，在诗歌历史中，很少有人说过“菡萏香消”。没有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就不是象喻性的语言。那是符示性的语言，是通过语言的符号所表现的微妙的作用，它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象征的性质。
而小词中除了象喻性的语言之外，有很多符示性的语言，给读者很多联想的可能性。张惠言说的都是象喻，什么蛾眉就代表贤人君子，王国维提出“境界”，可是“境界”他说的不清楚，所以我以为，如果我们现在说小词里面有一种微妙的作用，我们可以借用西方的理论，但是不必尽用西方的语言，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中国的文学批评。我认为在小词的形象和语言之中，包含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西方的接受美学提出的potential effects，即一种“潜能”，它有一种语言当中潜藏的、可以引发读者多种联想的可能性。
至于词何以富于引人联想的特质，在于最初的《花间》词所形成的“双性人格”。为什么那些小词，写的是女子梳妆，却给人以其他的联想呢？“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为什么就给人丰富的联想，我认为那是因为《花间》词中的女性形象，是把一个女子作为主体，作为一个主体的人，在感受，在表达。而作者却是男性，所以读者就会把词中所写的“画眉”、“照镜”都联想成是作者的托喻。小词之所以容易引发读者联想，是由于小词中的双重性别。
至于韦庄、冯延祀的词让人产生很多联想，用西方的新的理论来说，就是每个人说话的语言，都有一个语言的环境，就是“语境”（contact）。南唐的小环境是歌舞宴乐的，可是它的大环境是在危亡变乱之中的，所以就在歌舞宴乐的小词中反映了那种危亡变乱之中的忧患之思。那是双重的语境。我把它根本的原因说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小词有那么丰富的含义的根本原因。
用现在的、王国维以来的百年西方文学理论说明，温庭筠的小词有很深的意思，是因为双重的性别，南唐的作品有很深的意思，是因为双重的语境。
而王国维以联想说词，是以作品的文本所传达的感发作用之本质为依据的。所谓“感发作用之本质”，这是我自己杜撰的一个批评术语。我以为对作品中“感发作用之本质”的掌握，是想要理解王国维词论中的“境界”，这是“在神不在貌”诸说的一个打通关键的枢纽。王氏之所谓“境界”，并不指作品中所表现的作者潜意识中的主题和情意，而是指“作品本身所呈现的一种富于兴发感动之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由此而言，只有伟大的作家，才能在作品中创造出这样的世界。
记者：您的这些工作，是从词学研究的角度，站在现代立场审视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寻找其历史存在的价值，一方面保存古代传统固有的精华，一方面又使之得到理论化的补充和扩展，使其具有了时代的生命力。您站在现代立场，激活了古典诗词的内在意蕴。可以说，中国古典诗词，不仅会常有新的意蕴，而且应该有对新意蕴的新阐发。
叶嘉莹：总而言之，我以为王国维比起前代的词学家来，有了一些理论的性质了，但他受了局限，他不能说得很透彻、很清楚。那我们经过王国维以后的100年，我们有了新的知识，有了很多新的文学批评的术语，所以我们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
记者：在谈到您用西方的理论来解说中国古典诗词时，您曾说，“就是想从一个较广也较新的角度，把中国传统的词学与西方近代的文论略加比照，希望能借此为中国的词学与王国维的词论，在以历史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而正确的位置。”
叶嘉莹：我以为，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并不是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近几个世纪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 （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著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作者在书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为美国今日的青年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已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而其结果则是对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实在是一种极可危虑的现象。
记者：近年来，您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词及词学做了透彻的解释。缪钺先生曾这样评论《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称它是“继静安之后又一次新的开拓”，对您创造性地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词学的《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文，他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体大思精，目光贯彻古今中西，融会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反观《花间》诸词”，“确实是一篇杰构”。该文运用西方现代理论，进行了成功的批评实践和理论建设，打通诸家隔碍，在中西文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可是，近年来，听到许多年轻人都说，叶教授所提及的这些西方理论，我们也都曾涉猎过，可是我们从来没想到把它们与中国古典诗词联系起来。
叶嘉莹：我以为那是由于这些青年们虽然热衷于学习西方的新理论，但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古典文化传统却已经相当陌生，而这种陌生就造成了要将中西新旧的多元多彩的文化加以选择取舍和融会结合时，存在一个重大的盲点。所以他们不能将这些理论和术语在实践中加以适当的运用，这自然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前些年，台湾有人把李商隐的“蜡炬成灰泪始干”，解释为性的象征，就是牵强附会。用西方理论来解说中国古典诗词，不能背离传统，不能扭曲传统。我运用西方理论，不是拘于一家，而是取其适用者，为我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