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虚幻的“定论”和“公论”，抹杀真诚的“骂”与“捧”，必然会制造虚假、虚伪的空气。大家都不说真话，害怕亮出自己的偏见，一味追求全面、通达、稳重、圆融、保险、漂亮。说了一大堆，等于什么也没说；写了一大篇，最后等于交出一张白纸。
对当代文学创作进行“批评”，向来有两种通俗的说法：“骂”和“捧”。
这两种说法虽然都很不“科学”，却流行久远，无法禁绝，因为也确实道出了批评工作的两项主要内容，就是鲁迅所谓“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但“好处说好”何以成了“捧”，“坏处说坏”何以成了“骂”？
很简单，你觉得“好”，别人可能觉得“坏”。你直说所看到的“好”，固然天经地义，但换个角度，转变一下立场，也可能成了指鹿为马，变丑为美，认坏为好。这样一来，你所谓“好处说好”岂不就成了“捧”，岂不就要引来别人的“骂”？
同样，你觉得“坏”，别人可能觉得“好”。你直说所看到的“坏”，固然天经地义，但换个角度，转变一下立场，又会成为另一种指鹿为马，变美为丑，认好作坏。果如此，你的“坏处说坏”岂不成了“骂”，岂不要引来别人对你的“骂”的“骂”？后者在你看来，也就是对你所骂的对象的“捧”。
可见，无论“骂”和“捧”都很“正常”。我们是人不是神，各自只能看到局部，不可能像刘勰期望的那样“博观圆照”。真有全局在胸的批评，当然应取消一切“骂”与“捧”。可惜没有，所以在批评领域，还得由“骂”与“捧”来当家。
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无论骂者捧者，都真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真诚地坚守自己看问题的角度，真诚地捧其所当捧，骂其所该骂。只有这样才当得起一个形容词：“正常”。如此正常的“骂”与“捧”，也就是理想的批评了。
我们对文学批评可有更高的要求吗？没有了。真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反而不正常，因为那势必要批评者任意改变自己的立场，任意转换自己的角度。这在表面上似乎超越局限，实际上却是强迫批评家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比如，要求他们站在无偏无倚的绝对真理的立场抹杀一切“骂”与“捧”，矢志不移地追求“定论”和“公论”。
长期以来，我们确实也已经习惯于期待这种超越批评家局限、取消批评家个性的“定论”和“公论”，习惯于跟在不偏不倚的权威后面鄙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对正常的“骂”与“捧”深恶而痛绝之。殊不知，追求虚幻的“定论”和“公论”，抹杀真诚的“骂”与“捧”，必然会制造虚假、虚伪的空气。大家都不说真话，害怕亮出自己的偏见，一味追求全面、通达、稳重、圆融、保险、漂亮。说了一大堆，等于什么也没说；写了一大篇，最后等于交出一张白纸。
精神上的虚伪和虚假乃是一种无形的反批评的文化机制。在这种文化机制中，有谁说话不全面，不通达，不稳重，不圆融，不保险，不漂亮，就很容易被诬为“骂”和“捧”。大家都对“骂”和“捧”敬而远之，也就只能任凭一大堆毫不费力的全面、通达、稳重、圆融、保险、漂亮的废话充斥文坛。任何一种创作现象出现，马上就被这些废话包围，但由这些废话组成的“定论”与“公论”正是不折不扣的精神默杀。
这种情形，就好像医院都不给病人看病了，而一律向每位病人献上赞美他永远健康的诗篇。
反抗虚伪和虚假的批评，反抗每天都在进行的精神默杀，是文学批评不可回避的责任。
当代批评有没有尽到这个责任呢？
作者：郜元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