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跃文三部作品由新世界出版社重版，另两部在市场上绝迹约十年的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也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
《国画》、《梅次故事》分别于1999年和200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过比较强烈的反响。借两书重版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作家王跃文。
文学是现实的召唤
新京报：1999年，《国画》半年之内再版了五次，并且影响了你的职业前景，这在你预料之中吗？
王跃文：也许因为我写出了某种人们不常说、不便说或不明说的真相，才引起读者们的关注。虽然这部小说后来对我在官场的职业前景造成了直接影响，但当时并没有这种顾忌。
新京报：如今，写官场小说的人和作品逐步增多，你怎么看待这一文学现象？
王跃文：如果顺着官场小说这种说法，那么这是中国重要的文学传统。《史记》中很多篇章就是很好的官场小说。文学是现实的召唤，而中国大多数作家都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情结。我以为这是中国作家可贵的品质，应算是民族之幸。
我的内在气质很悲观
新京报：有读者认为《国画》是官场教科书。
王跃文：古人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长着眼睛的人都知道，《国画》较之于真实的生活，不过就是冰山一角。我并没有窥视欲，也不会满足别人的窥视欲。我写的不过是现实的官场生态和官场人生。
新京报：《国画》中有些话可谓入木三分。诸如“群众呼声再强烈，抵不上市长一个喷嚏！”等。你如何敏感地捕捉到这些细微之处？
王跃文：我想说那句文学套话，感谢生活！我在这个场合浸染了那么多年，感触和体验太深了，有时候甚至能神机妙算。
新京报：你说过，你的官场小说已经笔下留情，对于现实，你自己是否很悲观？
王跃文：我自己内在气质是悲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观，而是深层次的对人性的悲观。考察官场，如果官场中人只把权力追逐作为人生目标，注定其人生是个悲剧。权力是会腐蚀人的，而追逐权力的过程，也许就是人性沦落的过程。我们耳闻目睹那么多的官场人的悲剧，不管是因权力斗争而败北，还是因贪污腐败而获罪，说到底都是人性的悲剧。
我们对道德降格以求
新京报：你在小说中塑造的官员朱怀镜，他是否寄托了你的部分理想，或者是你自己的写照？
王跃文：朱怀镜被很多读者认同和理解，说明中国人对官员的道德期许并不高，甚至说中国人对道德的要求在降格以求。朱怀镜仅仅是不主动做坏事，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也做点好事，有时候也被迫违心地做点坏事。但就是这样一位官员，小说中人人把他当朋友，他自己也以官场清流自居，虽然有时也自责。读过《国画》的官员们，很多愿意以朱怀镜自居。这种降格以求的官员，并不是我心中的理想官员，也并不是自己的写照。
圣贤之学变成生存之道
新京报：你在书中也塑造了两个淡泊名利的知识分子形象。但是，两人境遇是，一个疯了，一个死了。你为何如此安排他们的结局？
王跃文：好的法则是优胜劣汰，但有时候却是劣胜优汰的坏法则在起作用。好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之前，品行方正之人只能沦为无能。
新京报：有些大学生说，在他们毕业之际，老师郑重地向他们推荐《国画》。
王跃文：我闻之暗觉悲凉。中国古代的君子，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必读之书是《论语》。若生逢乱世，便只读《战国策》和《孙子兵法》之类，乱世中要生存下来，非用策与计不可。中国人把心机曲折美化，叫做“城府深”，或曰“心思缜密”。策或者计，确都可用。但人若把不择手段只求成功的策或计当作信仰，那是非常可怕的。
新京报：年轻人现在能够信仰什么？什么可以作为他们的生活教义？
王跃文：捡数之下，似觉一片荒寒。犹太教有部圣典叫《塔木德》，犹太人的孩子七岁便开始修习，终生遵奉。那是一部可以培养出一个民族高贵灵魂的书。中国的所谓圣贤之学到了寻常百姓手里，也不过是世故庸俗的生存之道。我深明那些老师嘱咐自己的学生读《国画》时的良苦用心，可我不愿意这本书被误读成策与计之类的东西。如果年轻人涉世之初真的必读《国画》，我愿诅咒它速朽！
记者：张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