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亲戚数日前第N次来北京旅游，我开车带他来了一次新奇之旅——先在长安街边，与国家大剧院那枚巨蛋匆匆合影，又沿着东三环主路，从中央电视台新楼那已高耸数十米的倾斜楼体边错愕地经过，最后抵达北四环，一头扎到那钢架林立、让人心潮起伏又心乱如麻的鸟巢身边。
今夏，三尊庞然金属大物，正在京城腹内顽强地生长。那位亲戚不是建筑学家，所以他没有对国家大剧院的风格问题发表意见；他也不是物理学家，所以他对大厦新起却看似将倾的中央台新楼，没有从万有引力定律的角度表示担忧；他更不是环保主义者，所以他可以只满足于先睹为快，而不会去思量那座硕大的钢铁鸟巢是否渲染了太过浓重的工业文明气息。
这就是巨蛋、鸟巢和古怪大楼在即将呱呱坠地时看到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宽容，下车拍照，上车睡觉，暴雨湿衣看不见，百花落地听无声。
N多人好像都能背诵黑格尔的话——存在就是合理的。其实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辟谣说，黑格尔的原意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存在才是合理的。真正的难题是，那个规律到底在哪儿，长得啥样。
比如十年前巨蛋初闻，坊间一度大哗，最多的质疑，在于这枚金属巨蛋与周边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的景观反差过大，不够和谐。然而，没有反差，相近相似乃至完全一致，就是“和谐”的唯一正解吗？沪上外滩，一边是旧逾百年，一边是新如处子，黄浦江把完全对立的两种建筑风格勾连在一起，很少有人质疑那景致不够和谐。京城曾经的十大建筑，其实都是西学中用。如今半个世纪过去，至少那洋式的北京站，比北京西站的中华阁楼，更耐看，也更和谐。
中式与西式，古老与现代，端正与诡异，繁复与简单——对立可能带来无休止的碰撞，也可能一拍即合——正因为达成了对立，才使对立双方的内在张力都得以焕发。对立即和谐，这大概就是巨蛋设计师法国人安德鲁的哲学。在世界建筑史上，这始终是一种比较冒险的思路。巨蛋十年平地起，争论十年未曾歇，时下巨蛋已成器，再过十年亦惘然。在巨蛋已成的今天，孤立地评判巨蛋建筑风格之冒险是否可取，只能无休无止、无果无终。你找出100个人来否定冒险，他就能找出101个人来肯定冒险。你找出1000个人来喜爱这枚蛋，他就能找出1001个想敲碎这枚蛋的人。
敲碎，断不可取。而存在，并不意味着它的合理性就已十拿九稳。评价巨蛋，不能再局限于这枚蛋的本身，而急需新添两个视角：其一，北京的城市建筑风格对这类冒险的容纳边界在哪里？这个边界在今天或明天是否会被逾越，将反过来影响巨蛋的价值。其二，它将是一枚生机勃勃的蛋，还是一枚死气沉沉的蛋？这，也格外重要。
巨蛋、鸟巢和古怪大楼，虽落脚点不一、功能迥异，但在建筑师们的眼里，属于同一屋檐下有着血脉姻亲的表兄弟：它们都忙于打破常型，精于炫耀技法，善于刷新尺寸纪录，乐于挑战物理极限，以大量耗用金属材料为出发点，靠牺牲实用空间来换取想象空间。它们的创意都来自西方设计师——这一点毫不稀奇，因为表兄弟们的那几个特征，都源自工业文明成熟时期的西方建筑流派。只是，工业化国家的多数城市中心区，已气滞血淤，无法再为设计师们提供舞台；后工业文明的到来，则使新一代的建筑开始崇尚简朴、简约和节省。此时，只有在某些刚刚步入工业化中前期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才能见到遍地的脚手架。在奥运选手们到来之前，“北京欢迎你”的口号，已经提前在英雄几无用武之地的西方建筑界回响。
一杯为品，二杯为饮，三杯便是饮牛饮骡。正在从古老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北京城，或许应该也可以容忍一次冒险，但它不一定能容忍三次；它或许能容忍三次冒险，却不该从此就一路冒险下去，最终因N多次冒险的泛滥之失，毁了第一次冒险的探索之得。换句话说，评价国家大剧院这枚蛋的建筑价值，不能只看此地这一物一景，还要看此蛋引发的那一波建筑风潮，是有力有节、适可而止，还是毫无节制地就此被一路复制和张扬下去。这好似把京城比作一幅画卷，处处添新奇，便毫无新奇；处处浓墨重彩，便处处全无神采。
几十年前，偌大个华北，曾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如今，偌大个京城，应该勉强放得下这一枚蛋、一座巢和一栋怪楼吧。即便你对这三个家伙都很喜欢，恐怕你也不希望在这座城市里，再见到它们更多的表兄弟。从这个角度看，喜欢巨蛋的人，和不喜欢巨蛋的人，对未来其实有着一样的期待。任何一座城市的胸怀都是有限度的，衣襟敞到多大，得有一把尺子。而我们给那枚蛋打的分数，也将始终是动态的——每妄多一个表兄弟，蛋大哥就得被减去10分。
前世亦褒亦贬、今生亦喜亦忧的蛋大哥，已亮相于初夏，将首演于初秋。任何建筑物都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建筑风格，还取决于它与人的关系。在国家大剧院的社会属性被定位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后，随即高调衍生出来的一些期待，反倒令人担心——花纳税人的钱盖的大剧院，就该让所有纳税人享用；与票价奇高的商业演出有所不同，国家大剧院将执行低票价政策……我想，这些激动人心的好听说法，其实是对“公益性”的简单误读，有可能把巨蛋的未来引向歧途。
毕竟，一座环形人工湖，可以把巨蛋与长安街、大会堂和胡同们隔开，却不能把这枚蛋的生存，与文艺院团的体制变革、与京城演出市场的供需关系给简单地隔开。财政补贴所提供的超低票价，或许能暂时把更多的观者引入蛋内，却违背了商业演出的基本规律，不一定能还原那些高水平艺术创作的本来价值。巨蛋一旦失去对艺术创作者的吸引力，最终也将失去最大多数的观众。
养蛋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蛋里的四个剧场——那四枚蛋黄，果断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里去孵化，而不是让它们特立独行，靠挑战文化产品的基本消费规律，来把自己演变成京城文化市场上的怪胎。巨蛋的今生就这样勾连着它的前世——一枚好戏连台、观者如云的巨蛋，可以让曾经不喜欢其建筑风格的人，也对它产生感情；一枚半死不活、门可罗雀的巨蛋，则会让曾经支持其建筑风格冒险的人，也最终失去对它的爱恋。
显然，巨蛋的那两个表兄弟，亦同此道——CCTV的最大价值，始终系于它所传播的内容，而不是它栖身的那座楼；鸟巢是否可爱，不在它那标新立异的几万吨钢梁，而在于它能否让更多人享受到运动之乐。而这三兄弟如能有幸成为京城建筑史上一段恣意冒险的恰当句号，也会给它们饱受争议的前世，再赢回一些温暖的分数；让它们充满未知的今生，多赢得一些亲近的目光。
作者：杨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