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梅勒的辞世，与其说是一个关于老“愤青”之死的文学事件，不如说是对半世纪前那场文化战争的阵亡名单的增补
又是曼哈顿，又是84岁。继冯内古特之后，今年的纽约文坛又有二战老兵亡殁。而可叹的是，诺曼·梅勒也许是美国最后一位亲历过那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作家了。《纽约时报》不吝版面的悼文对这位逝者极尽哀荣，甚至在标题中祭出了“伟大的”(towering)这一形容词，这是连苏珊·桑塔格辞世时都无法享受的尊谥。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悲悼。仅仅在梅勒去世后10个小时，著名的保守派杂志《新标准》的主编、文化批评家罗杰·金博就发表了旁征博引的万字雄文，猛烈抨击梅勒生前的种种劣迹和粗制滥造的文学作品——这已不是在死者的坟墓上舞蹈了，这是在停尸间里召开批斗会。
金博并非孤家寡人，他那稍显恶du的文字立即得到了众多支持者的回应。有人称赞他揭破了美国文学圈最可笑的“皇帝新装”；有人则满意地说，“梅勒死了，世界从此美好了”。
或许这位行为不端的老嬉皮士当有此报。出生于犹太富商家庭的诺曼把良好品行勉强维持到了哈佛，此后他开始效仿自己的偶像海明威，在酒杯、拳击台、du品和席梦思床上勤奋建构自己的男性气质。
他曾羡慕好友敢于杀妻的勇气，并终于在1960年的自家派对上拿小刀捅进了第二任妻子的小腹；他曾四处游说让当局假释一名谋杀犯，结果此人出狱后第六周就在酒吧杀死了一位颇有天分的年轻剧作家；他曾两次竞选纽约市长，竞选纲领包括让纽约市独立为美国第51个州，以及安排监狱里的囚犯到中央公园进行决斗；他合法地拥有过六位配偶，最短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天，目的是让私生女获得身份。他是女权zhuyi者心目中标准的大男子zhuyi者。
即使撇开他那“文坛麦当娜”式的私生活不谈，梅勒的作品在很多人看来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裸者和死者》让年仅25岁的作者一夜走红，这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他曾坦言自己像是一个“冒名顶替者”。
梅勒的确真诚地认为“写作是英雄般的事业”，希望自己能写出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等比肩的伟大小说。在这59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了早期的战争小说，他用“新新闻”的独特体裁去记录五角大楼反战游行和死刑犯的人生轨迹，用小说式的想像叙事来讲述耶稣、古埃及、拳王阿里、梦露和希特勒。他的近50部作品展现了这个作家磅礴的企图心。
但是梅勒的文字缺乏海明威的凝练、品钦的深邃或冯内古特的幽默。可能除了《刽子手之歌》，他近30年的创作极少在评论界获得正面评价和广泛关注；那本梦露的传记，更是被讥笑为“一场形而上的春梦”。
一个被高估的平庸作家原本不至于招来保守派批评家如此无情的忌恨，问题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梅勒不仅在乖张地表演着自己的反文化理念，更试图在新闻写作中寻找这种叛逆方式的哲学解释。譬如在1957年那篇《白黑人》中，梅勒将嬉皮士定义为美国战后的“存在zhuyi者”，而性高潮则是这些“垮掉的一代”追寻生命意义的最佳途径。他鼓励美国青年去尝试一切可能，对抗美国的集权文化。这篇“道德白痴病患者的宣言”(金博语)成了60年代学生革命的福音书。联系到后来的摇滚、性解放、du品等美国文化生活乱象，右翼批评家不对这个活跃在台前幕后的“弥赛亚”咬牙切齿才怪！
梅勒的辞世，与其说是一个关于老“愤青”之死的文学事件，不如说是对半世纪前那场文化战争的阵亡名单的增补。从那个信仰平等和多元的红色激情时代，到艾伦·布鲁姆挑起美国人文教育论争20年后的今天，保守派们顽强地等待着那些新左派文化造反英雄们的老朽和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