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官制改革，各路权贵、官员你争我夺，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而且，还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政界之难望，今可断绝”。远在日本东京的梁启超当时写信给康有为说，清廷宣布准备立宪时革命dang力量即减弱，而官制改革一出，革命dang势力便迅速扩张，也说明了这次行政改革的效果与清廷初衷正好相反。事实无情地说明，这次行政改革完全失败。
晚清这两次本想以行政改革推动或导入“宪政”的zhengzhi体制改革实践的失败，正好促人“逆向思维”：原以为行政改革只是局部性变革，阻力肯定要小于全局性的zhengzhi体制改革，当更容易。其实未必。行政改革将使某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益，而另一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损，受损部门和官员的抵制反抗必然十分强烈。甚至保持原待遇不变，也不足以抵消无权的损失，对官员来说，权力大过一切；要裁撤一些部门和一些官员自然难上加难。争斗的激烈程度，可能并不小于zhengzhi体制改革。而实行宪政的zhengzhi体制根本性改革，是对从上至下到政府所有部门所有官员的权力监督限制，由于大家都“待遇平等”、一同受“损”，官员们的不满和反抗反而会相对小得多。在宪政框架下，最高掌权者的权力同样要受限，其他官员当然就更无话可说。近代以来，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想以并无实效的行政改革代替zhengzhi体制改革，殊不知成本和代价其实更高。而最高的成本和代价，则是耽误了zhengzhi体制改革的时机，从而导致清王朝的崩溃。
zhongguo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