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士大夫以儒家道统自居，他们的使命就是读书做官，极尽人臣的本分，扶助人君行古圣王之道，开创天下盛世。他们就真的“兼济”过“天下”吗？翻开古代士大夫的家族史，有的只是做官做成顾影自怜的“怨妇”而自沉的屈原；有的只是“广陵散自此绝矣”的嵇康；有的只是满腹牢骚，“人生在世不称意”的李白；有的只是乱世飘零，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杜甫；有的只是在政治斗争中左右倍受打击最后被发配到天涯海角去的苏东破??????古代的士大夫怀着“兼济天下”的理想，做着“帝师”的迷梦。科举制废除之后，他们在统治者眼里连人才都算不上了，无非是为我所用的工具和私产而已，本质上和后宫佳丽实在没有什么两样。明清以降，士大夫实在沦落到连自沉或自我放逐的勇气都没有了，他们一生都奉献给了四书五经、君臣礼仪，即便有鸿鹄之志，如果做不出让帝王欣赏的八股文章来，依旧什么都不是，连读书人的身份都岌岌可危，更谈何“兼济天下”？
古代的士大夫实际上是精神的贵族，不稼不穑，五谷不分，除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于是便从孔孟那里找来了人生的终极，才有了“学而优则仕”的生活方式和“达则兼济天下”生存意义。说到底，古代士大夫的“拯救”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
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清算旧文化，倡导民主与科学。五四一代的读书人开始由士大夫朝知识分子转型，于是古代士大夫的“兼济天下”在现代知识分子那里就成为了“启蒙”与“救亡”。“兼济天下”也罢，“启蒙”与“救亡”也罢，无非都是“拯救情怀”的不同表现而已。那么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又如何呢？鲁迅把杂文比做投枪和匕首，把一生奉献给了杂文，但除了几个会识字的热血青年为这些杂文所感染之外，似乎并没有对专制独裁者有丝毫的撼动；胡适一生高谈自由主义，但晚年却开始感慨专制独裁者对他的“容忍”，甚至发出“容忍比自由重要”的呼号；陈独秀似乎更务实，但他的一帮知识精英却无法抵挡蒋、汪的几发子弹；蔡元培似乎造就了一个新文化在旧文化身上起家的神话，但他的成就却是来自北洋军阀们的“礼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无一不是失败者，历史从来就没有按照他们的理想和道路来走。他们的失败是宿命。
“拯救情怀”实则仅仅是一个理想，一个乌托邦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至今徘徊在集权体制内外，从来就没能（也没有）拯救过谁。“拯救”于他们只是一个自我赋予的人生终极，而非历史存在。
苏格拉底说德行就是知识。“拯救”作为一种美德蕴涵在知识之中。知识分子的人生终极不应该是“拯救”，而应该是“知识”，即认识你自己和你之外的周围世界。因此，脱离知识（技术问题）而高扬“拯救”（道德问题）是空中楼阁，而放弃知识分子的自身定位做“职业革命家”更是虚妄。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轨迹，从来就不是哪个阶级（阶层）可以左右的。人类的发展源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自觉和自醒，知识分子能做的（或要做的）仅仅是“拯救自我”而已。
具有阶级属性的广义知识分子在后工业时代教育日渐普及和学科分类日渐精细的背景下面临着被逐步消解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学术研究者和学术商品制作者的角色分工。此时的知识分子在妄谈“拯救”的同时无疑为自己批上了一件“皇帝的新装”，甚至成为了新世纪的堂?诃德。
作者：柳叔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