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科学是求知识，哲学是爱智慧。这个区分有什么意义许多人不太明白。这表现在：今天，科学成了真理的代名词。DNA结构的发现者之一的沃森说：如果我们不扮演上帝，那么谁来扮演？今天的人不为自己的自私行为感到羞愧，因为科学家告诉他们，人的行为根本上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反正都是自私的。这也成了当代最热门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专家看不起哲学家的工作，认为哲学家总在说一些大而无当，晦涩难懂，没法验证的话，而他们处理的则是一些有确凿的事实或前提，能够形成理性的假设和严密的推理，又能通过试验或证明得到确认，并可在实践上得到应用，以造福人类。如此哲学就背上了“什么也证明不了的耻辱”。有一个小故事这样调侃哲学家：一个人留了很长的胡子，一天有个哲学家问他，睡觉时他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还是里面？这个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晚上他睡觉，一会把胡子放在外面，一会放在里面，竟折腾了整个晚上。看来，哲学不仅无用，还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让人心烦。
对此，海德格尔的评论是：“‘哲学的耻辱’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证明，而在于人们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着、尝试着这样的证明”。是的，在实证科学的时代，人们总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科学的“范式”改造其他的学问。但科学是对事实的认识不是对存在的认识。当科学家在“纯粹就事论事地处理彼此分离的、最小的科学领域”时，他们未触及到整体，用尼采的话说，科学家是“支离破碎的学者”，他们并“没有看到真正重大的问题及问题的迹象”。就此而言，科学的真理不是“完整的真理”，它无法为生活设立目标，只有当人们知道目标时，它才有用处。须知，理智地对待人生事物，使人的生活更符合人性，这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智慧。而智慧是应用已有的知识去明智地指导人生事务的能力。在我看来，今天最值得警惕的是用局部的真理代替整体的、存在的真理。可是，我们能认识整体的、存在的真理吗？
哲学有这样的高远志向。它涉及到人们一生中会一再遭遇到的那些“非同寻常之事、令人惊骇之事、艰难之事、神圣之事”，它们都与人的整体存在息息相关，曾经是神学解答的问题。哲学不满意神学的回答，试图诉之于理性而不是权威去思考它们。可是这些“思辨心灵最感兴趣的问题，几乎都是科学不能回答的”，它们挑战着人的理性。如果说，求知识是在求答案，一层一层求答案，那么，当思考到那些大到不能再大的问题，如人生啊，世界啊，给出答案并不难，但不可能真的知道它是不是答案，当然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答案，哲学家毕竟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之人。这可能就是苏格拉底的“无知”时刻，维特根斯坦的“沉默”地点，老子的“不可道，不可名”境界。而哲学的尴尬就在于，它要说那不可说，说了也不知对不对之事。从这个意义上看，哲学的言说是“胡说”。
难道“胡说”还有什么重要或不重要吗？当然有，神话不就是一种“胡说”，并且直到今天还温暖着我们的心吗！说哲学是“重要的胡说”，是因为哲学始终追踪着“值得认识之事”的踪迹。哲学的爱智慧基于一种反省、一种质疑，它认为，源远流长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真理需要通过批判才能获得。因此，哲学是从怀疑神话、怀疑人的意见的真实性开始的，这导致所谓“话语合法性”的建构———演绎、传统逻辑和数学是这种“反省的认知”之结果。近代哲学又对“话语合法性”提出怀疑，因为“话语合法性”只是提出了事物逻辑的可能性，它的真实性还应接受经验的检验，近现代科学正是从这种怀疑论中产生的。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对经验检验的反省，追问到这一步，人们终于认识到真理的“境域化”特征。我们看到，正是在哲学的不懈追问下才建构起几乎所有对我们都异常重要的东西，尽管它们都先后脱离了哲学。哲学永远“在途中”，它不占有真理，它追求着真理。
尼采预感到哲学的这种性质对哲学家的压力，他说：他们想必“感到自己是讨人嫌的傻瓜、危险的问号”，他们所思考的，始终还是问题。他们的回答也不是最终的。他们是“在任何有理智的人看来都是个危险的‘也许’式的哲学家”。据说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在大街上与同事讨论一个问题，没想到引起了周围人的围观和喝彩，这个哲学家不喜反忧，他说：“天哪，我一定说了什么蠢话”。哲学史上的这个事例表明了哲学的又一尴尬之处：被大众喝彩的话一定不是批评性的话语，因为没有人喜欢被别人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家总是他的时代中不受欢迎的人。苏格拉底在雅典公民大会上批评了他们的一些决定，结果被投票表决处死，在法庭上苏格拉底说：“我让多数雅典人生气，你们应该知道，这才说明我是神送给你们的牛虻，叮咬你们，让你们痛”。今天的哲学家是否能不屑于媚俗，甘于被冷落，以独立地思考来揭示事关人生、事关世界的“重要问题”，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言说有可能是错的，从而保持思考的开放性，这是“胡说”能否成为“重要的”前提。
作者：柳延延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