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
2008年10月24日，是zhongguo著名经济学家、改革开放先驱孙冶方百年诞辰纪念日。孙冶方离开我们已25年。他亲眼目睹改革开放只有四年多，1979年下半年起即已重病缠身。他对传统社会zhuyi经济体制的批判、提出改革zhongguo经济体制的主张，主要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初期八九年间，且正是“左”的思潮和政策逐步泛滥的时期。孙冶方以马克思zhuyi经济学家的大无畏精神，冒着很大的zhengzhi风险，仗义直言，标新立异，对传统社会zhuyi经济理论和体制发起一次又一次挑战，在“文革”前夕即被扣上“zhongguo最大修正zhuyi者”吓人的zhengzhi帽子，“文革”中更被投入监牢七年多。1975年4月10日，在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孙冶方出狱了。他出狱后在汽车上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这充分表现出他的铮铮铁骨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孙冶方永远是zhongguo经济学家的楷模。
一、“价值规律第一条”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是孙冶方1964年在一次批判他的经济学观点时回答批判者质问时冲口说出的一句话，此话一出，在座的不论是批判者还是陪同的被批判者（陪同的被批判者有杨坚白、邝日安、何建章、笔者等）都为之震惊不已。批判者认为又抓住了孙冶方的一个大把柄，陪同的被批判者为孙冶方捏了一把汗。实际上，这句话是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和概括。14年后，1978年，孙冶方在《光明日报》撰文，以此为标题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理论观点，说：“我这句话虽然是在激动中脱口而说出的，然而这是符合我多少年来长期坚持的思想的。”孙冶方这句一鸣惊人的话，不但具有非凡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实用价值，应看作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在孙冶方的论述中，价值规律的涵义是比较广泛的，既包括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由等价值量交换规范，也包括价格机制等在内，这样，价值规律自然是商品市场经济（包括社会zhuyi市场经济）的生产和流通的调节者，经济资源配置的调节者。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从zhengzhi经济学的发展角度看，多少年来，经济学家们在创建社会zhuyizhengzhi经济学体系时，总离不开规律排队，并且总是把所谓社会zhuyi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置于首位，以贬低和排斥价值规律的作用。40多年前，孙冶方就已提出在社会zhuyizhengzhi经济学中，价值规律第一。这就是说，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为中心，来阐述社会zhuyi经济规律体系。只有这样，才比较符合社会zhuyi经济的本性和特征。
二、价格不能背离价值
孙冶方特别重视价值规律，偏爱价值规律，因此强调在各项经济活动中要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他说的等价交换是指等价值交换。上个世纪60年代，一次在讨论会上，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一位同志说等价交换是等价格交换时，孙冶方立即反驳说，等价交换是等价值交换，而不是等价格交换。那时价格是国家制订的，不能认为只要按国家制定的价格交换就算等价交换，因为国家制定价格时，常常违背价值规律的要求，甚至有意的使价格背离价值，通过不等价（值）交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与此相联系，孙冶方还竭力反对所谓没有价格背离价值就没有价格政策的苏式教条（这句话是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院士讲的），强调价格符合价值应是国家价格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并且是检验国家价格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现在看得很清楚，在实行政府定价的体制下，必然出现价格关系扭曲，价格结构畸形，破坏等价交换原则。靠国家调整价格是无法理顺价格关系的。所以，孙冶方反对把等价交换说成是等价格交换，是对传统的社会zhuyi经济体制和价格体制的弊病有深刻的洞察力的表现。
三、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1961年6月2日，孙冶方写了一份内部研究报告，题目是《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报告明确提出，社会zhuyi国家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而不是多年来人们实际奉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说：“财经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至于体制中的其它问题，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等等，在企业的职权问题解决以后，是容易解决的。”（见孙冶方：《社会zhuyi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下同）同年10月，他在南京经济学会上发表讲话时，又说：“我认为财政经济管理体制，首先不是中央与地方的体制问题，那是属于国家政体的问题，那是法学家管的问题，是从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角度考虑的问题。从zhengzhi经济学上来考虑，所谓管理体制，首先是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管理体制。这就是，作为一个独立核算企业它应有多大责任，国家才能调动其积极因素，全面地把国家交给它的担子挑起来。”那时，孙冶方还提出了划分国家“大权”与企业“小权”的数量界限，即在资金价值量简单再生产范围内属企业“小权”，国家不要去管；而在资金价值量扩大再生产（即新投资）范围内的事，则属需要国家管的“大权”。这种划分对大家研究问题也是有启发的。重要的是，孙冶方提出的处理国家与企业关系是财政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的崭新观点和思路，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为18年后zhongguo开始的经济改革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四、提高经济效果是根本出发点
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或红线，是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据此，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倡导经济体制改革，其根本出发点就是提高经济效果。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提高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益。
孙冶方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不断抨击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他指出：由于“否定或是低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不惜工本’似乎是社会zhuyi建设应有气魄。”对“‘价值’概念的否定，是不可能引出重视经济效果，重视劳动时间节约的结论来的。”“由于过去大多数经济学者把未来社会的经济看作是自然经济，所以投资效果也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被看作是资本zhuyi经济范畴。……这是最荒谬没有了。资本家使用资本时，很讲究经济效果——投资效果。我们为了同资本家的资本划清界限，把‘资本’改称‘资金’了，把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文字上划清界限是有好处的；但是把‘投资效果’也跟‘资本’一道给否定掉了，这是大不应该的。……实际工作中对于投资效果的忽视，理论工作者是要负责的。”
孙冶方从必须重视经济效果出发，早在1963年，他不顾好心人劝说，写了一个研究报告叫《社会zhuyi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上报，文中说：“我的意见，我们应该提高利润指标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地位，……应该表扬那些努力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先进企业，批评那些不关心和由于主观不努力而不能为国家创造利润的企业。”“利润的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综合的指标。”这些现在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很平常的观点和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被斥为提倡“利润挂帅”的修正zhuyi大du草。这也充分反映出传统社会zhuyi经济理论和体制对经济效益采取何时等排斥的态度。所以，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孙冶方确信，对体统的旧体制，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他说：“我们不能满足于对旧的经济体制包括计划、财政体制修修补补,而要进行重大改革,以充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见孙冶方：《社会zhuyi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
孙冶方一贯主张的建立在尊重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新经济体制，其本质特征是讲求经济效益。他说：“社会zhuyi经济更注重经济核算，更注重劳动生产率，更注重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是价值规律的核心问题。‘不惜工本’是违背价值规律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仍是大有教益的。
(作者为zhongguo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