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收到这份电报，我心里一惊，送给胡宗南。他看了两遍，又让我念了一遍。他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
我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gongchan国际解散，委座不许公开评论。“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gongchandang。也许有gongchandang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我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gongchandang。
胡宗南要我把他下属的特务头子刘大军找来，我退出。在这种场合，胡一向不让第三者参加。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照常让我出席。
会上，胡未提“是谁泄密”的问题，只提“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dang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理由是:陇东“暴民”是乌合之众，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剿近月，尚未报捷，对陕北之敌更不可轻视。朱德的电报使事机败露，如日军闻讯，乘机渡河，难以收拾。现可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胡宗南作结论。他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劳，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dang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zhongguo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dang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dang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dang。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送他核发。他核发时，还参照我的意见，作了些修改。
1943年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情事。不久，刘大军报胡，“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两件:(1)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gongchan国际解散而“解散”；(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gongchan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刘大军经胡批准，将两个“匪谍”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这几天我未单独外出，直到7月10日，才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