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不相知并非永远的宿命
1996年，一个名叫Peter Hessler的美国青年，从顶尖大学普林斯顿和牛津毕业，浪荡旅游了两年之后，加入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他被分配到四川涪陵一个师范学院教英语，取了中文名字何伟。
两年后，英文老师的工作结束了，他却不愿离开zhongguo。这个国家太有意思了。那些为了写作的旅游，成为他了解zhongguo的最佳途径。
2001年，他的第一本书《江城》出版，写的是他在涪陵的经历和感想。他也有了稳定的工作——《华尔街日报》的新闻助理。从此，他的zhongguo写作引起了美国新闻界的注意。
2006年，他的《甲骨文——在zhongguo过去与现在之间旅行》一书出版。这是美国记者写zhongguo的书里最好的一本。里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关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长篇大论，他只是写他的学生毕业之后的工作与家庭、艰辛和愉悦，“文革”中自杀的“新月派”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的故事，以及北京奥运会前后zhongguo人的家长里短。
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目睹了zhongguo的转型，一个骨子里浸淫着西方文化却渴望了解zhongguo文化的记者。何伟的个人经历，就是美国30年来试图了解zhongguo的一个窗口。
这个东方的国度，对美国人来说已经不是马可·波罗式的幻想了。他们曾经和zhongguo对峙，又历尽千辛万苦向对方敞开。zhongguo的青年到他们的国家留学，他们的商人到zhongguo做生意。他们的日常生活无法缺少Made in China的物品，但他们又经常被新闻里的zhongguo所震惊，所恐吓。
许多人开始描述zhongguo，章士敦的《即将崩溃的zhongguo》、费西曼的《zhongguo公司》、大卫·艾克曼的《北京的基督》、潘文的《zhongguo课程》，等等。但zhongguo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甲骨文》出版后，华尔街日报对何伟的采访是这样的：
“似乎你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得成功。这和我们对gongchanzhuyi的看法如何取得一致？──至少在前苏联，gongchanzhuyi似乎不提倡个人努力。”
“zhongguo人有多少个人ziyou？在人们的交谈中有什么禁忌吗？”
这是何伟以及他之前的费正清的尴尬，他们试图告诉美国一个zhongguo的真相——而这种真相是极其复杂的：既有传统中的阴鸷与伟岸，又有转型期的光明与羁绊。但许多人，不管是美国的知识界，还是普通平民，他们宁愿抱残守缺地将zhongguo做简易的黑白区分。
中美建交后的30年里，美国人几乎都是被形势逼着来了解zhongguo的。作为前奏的1972年的重新握手，是美国深陷越南泥沼时的需要；1979年的建交，是美苏斗法的结果；改革开放前20年里，zhongguo几乎不入美国法眼；1997年后的美国在满大街的made in China中谈论zhongguo劳工问题；2000年后，开始恐惧zhongguo的军事崛起；2005年后，开始讲zhongguo文化；2006年，“突然”发现zhongguo在非洲和拉美的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开始谈zhongguo在美国的投资。
早在100多年前，在zhongguo最动荡的时刻，已经有一个西方人对zhongguo有过全面观察和深刻认识，他就是大清授予全权的zhongguo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他在庚子事变当年发回英国的一系列文章中，毫不避讳地批评了各国强加于zhongguo的治外法权的歧视性质，而当时各大国热衷的仅仅是赔款与割地。
今天，美国人对于zhongguo的了解，无疑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至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人相信中美难免一战；至少，zhongguo威胁论的故事，不再有那么多人相信。有了这些，30年中的风雨如晦才能逾越过去，双方才可以言笑晏晏，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