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上正在热议“八毛”事件。其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深圳一位陈先生的儿子因腹胀求医，医院怀疑是先天性巨结肠，建议做手术，据说手术费可能高达10万元。而这位陈先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医院之后，竟然只买了八毛钱的石蜡油就把病“治好了”。陈先生就此向媒体爆料之后一时间舆论大哗，医院顿时成为千夫所指。然而，不过一个多月之后，事件就发生 180度大转折，患儿病情反复并被最终确诊为先天性巨结肠，做了手术并康复了。于是舆论关注的焦点，由谴责“过度医疗”转为反思医患关系。
对熟悉历史的人们来说，这“八毛”事件是怎么看着怎么觉得眼熟。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扁鹊见蔡桓公》故事的重现吗？看了这两个事件，我们能得出些什么样的结论呢？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现在许多媒体上议论纷纷的要重建信任啊、相信科学相信专家啊、加强沟通与科普啊等等。这些议论貌似都很有道理，但它们都没能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两千多年了，同样的信任问题还照样存在？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剖析一下为什么会有不信任。造成不信任的要件主要有两条，一是信息不对称（你知道的我不知道），二是双方的潜在利益冲突（骗了我对你有好处）。如果其中任何一条得到解决，譬如蔡桓公突然变成了不亚于扁鹊的大神医（解决信息不对称），又或是给陈先生儿子看病的就是陈先生的妻子（解决利益冲突），都不会有不信任发生。
虽然貌似解决问题的出路有两条，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那条路其实是不好走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假如人人都是扁鹊，自然就不怕扁鹊来骗自己。但有可能人人都是扁鹊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位陈先生自己就是医生（尽管不是这一科的），他与医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远远小于普通公众与医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你再怎么加强沟通、加强科普，也不大可能让公众对医学的了解都能达到陈先生这样的水平吧？然而，“八毛”事件中不相信医院的，恰恰就是这位陈先生。
此路不通，只好走彼路。翻开一本历史书，你不难发现，实际上自古以来人类的种种制度和行为中有相当一部分，其目的都是试图说服别人——信我吧，我不会骗你。
这里面最低级的一种，就是口头宣示。这种办法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很多。软一点的有：求求你，相信我，我干嘛要骗你呢。硬一点的有：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巧妙一点的则是秦国大将王翦的做法：当时王翦率军60万伐楚，秦始皇亲自到灞上送行，王翦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表忠心，反而一个劲地要土地房产——“请美田宅园池甚众”，还说什么“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手下将士不解，觉得王翦也太掉价了，他却说：“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这种取得信任的方式好处是成本非常低，很方便，一天可以说上几十次，而坏处恰恰也正是成本太低了，以致于对做这种宣示的人基本上构不成任何约束，所以通常大家都是不信的，就算信，也是本来就相信这个人，而不是因为他说了这样的话才相信。那个“反正我信了”的引起了多少嘲笑就不说了，就是巧妙如王翦，明眼人一看，其行为也是假得不能再假了。自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就建立了严格的军功爵制，二十级军功爵，从最低的公士到最高的彻侯，只要有军功就有封赏，绝对不赖账。哪用得着王翦去讨要呢？秦始皇既然选择把全国的军队交给王翦，就已经是选择了信任他，而且也只能选择信任他。如果这个时候秦始皇表现出对王翦的不信任，只会是把王翦往谋反的方向去逼。所以秦始皇表面装傻“大笑”，其实很可能是在更聪明地配合王翦演个双簧而已。
比说漂亮话高明一些的方式，就是“纳质”，也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切身利益送到对方手中掌控，以强制性地保证双方利益一致。纳质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以物为质，例如秦琼当锏；有以人为质，例如西汉通西域的时候，那些西域诸国纷纷“遣使置质于汉”。纳质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使得出质方背信时受到利益损失，从而使其利益与受质方趋同，削弱其背信的动机；二是在出质方背信的时候给受质方以一些利益补偿（在以物为质的情况下）。
毫无疑问，纳质的可信度比光说漂亮话要高多了，所以古今中外，这种取信的方式都在被广泛应用着。但纳质也有其应用中的问题和局限性。
浅一点的问题是纳质的力度未必足够抵消双方的利益分歧。在以物为质的情况下，如果质物的价值低于债务的价值，出质方还是可能违约。在以人为质的情况下，你只能祈祷出质方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像安禄山在造反的时候就丝毫不顾他儿子的死活，就算唐玄宗连安庆宗带荣义郡主一块杀了，也没能阻止安史之乱的爆发。
更深刻的问题则是纳质的机制只有在结果的信息是对称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用浅显一点的语言来描述，就是说之所以秦琼的锏和安禄山的儿子可以被当作质，是因为秦琼最终还不还钱、安禄山最终造不造反的这个结果可以被双方都观察到，只有这样，受质方（当铺、唐玄宗）才能根据出质方（秦琼、安禄山）的行为决定是否处置质，从而形成对出质方的有效制约。假如连唐玄宗都搞不清楚安禄山究竟造反了没有，他又怎么能决定是否要杀掉安庆宗呢？这种结果的信息也不对称的情况貌似不合情理，但其实却普遍存在，医患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拿《扁鹊见蔡桓公》的例子来说，假设蔡桓公听了扁鹊的意见，在“君有疾在腠理”的时候就及时“汤熨”，把病治好了，那么蔡桓公是否能弄清扁鹊有没有骗他呢？还是弄不清！因为不论是扁鹊骗了他，蔡桓公真没病，还是扁鹊没骗他，确实是“汤熨”把蔡桓公的病治好了，其结果在蔡桓公观察起来都一样，即“汤熨”之后身体是健康的！只有蔡桓公不听扁鹊的意见，才能让结果的信息变得对称起来——如果蔡桓公没事，就说明扁鹊在骗他；如果蔡桓公病发死掉，就说明扁鹊没骗他。然而这时很可能一切已经都晚了！
在这种信息彻底不对称的情况下，纳质、承诺什么的都已经无效了，想要解决信任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利益格局，消除双方的利益冲突。
还是回到蔡桓公这里来，他为什么认为扁鹊会“好治不病”呢？根本原因就是扁鹊可以“以（此）为功”。而这一利益诉求与蔡桓公的利益诉求是有潜在冲突的。对蔡桓公来说，他不希望自己有病，当然也更不希望自己有病不治而最终病逝。从后一点来说——蔡桓公和扁鹊都不希望蔡桓公病逝，双方其实本来是可以有利益交集的。但双方在前一点上的利益分歧，却彻底摧毁了双方之间的信任。假如我们能够让扁鹊无法“以（此）为功”，例如扁鹊对蔡桓公说，我给你治病不要一分钱，也严格保密，不让任何人知道，那么想来蔡桓公就不会这么不信任扁鹊了吧。双方就可以跳过前一点，而在后一点上找到利益的共鸣。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一不求名二不求利，那扁鹊又为啥要跑去给蔡桓公治病呢？就算扁鹊是活雷锋，我们也不能要求全天下的医生都是活雷锋吧？因此，我们必须给扁鹊换一种利益体系，既能让他有动力来行医，又不至于与蔡桓公的利益诉求产生潜在冲突。只有这样，才能让《扁鹊见蔡桓公》故事从悲剧变成喜剧。
同样的道理对今天的zhongguo也一样适用。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缺乏信任的症结在于以药补医的体制给予了医生强烈的最大化医疗费用的冲动，而这与患者希望自己身体健康而且为此付出的成本合理的诉求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冲突。与扁鹊和蔡桓公的关系一样，现代医患虽然本也可以有利益交集（双方都希望患者康复），但利益的潜在冲突（医生要最大化费用，患者要合理化费用）却摧毁了双方的信任关系。事实上，从“八毛”事件来看，似乎越是了解这一体制内情的患者（陈先生也是医生）会越不信任医生和医院。这种利益冲突和不信任关系最终将导致社会付出代价，或是因为患者被医生误导而浪费医疗成本，或是因为患者坚持不相信医生而付出健康代价。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如果不从解决利益冲突的根子上动手，仅仅是所谓的加强沟通、科普，甚至是让医院、医生去承诺、纳质，都将是无效的。
要根治这一问题，就必须将医药彻底分家，放弃以药补医和让公立医院盈利化及自收自支的行为，改以由国家提供医疗经费，让医生们的切身利益与医疗费用的多少完全脱钩。当然，为了调动医生们的积极性，对他们仍然要有激励，但这种激励不能与病患的利益发生潜在冲突，而是要与其相一致。例如可以考虑用患者的满意度、患者选择某家医院或某位医生的频率等来对医院和医生进行考核。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陈先生还有什么理由去怀疑医院呢？（张剑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