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海青年报报道， 最近，zhongguo的一线作家“集体怀旧”。日前出版的今年第三期《收获》发表了苏童的最新长篇《黄雀记》。苏童又回归了多年前的“香椿树街系列”，写起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故事。巧合的是，近来出版长篇的名家近乎一致的集体回望，作品中最新的情节也只止步于1990年代。一位80后读者说，他很希望看到莫言写写红高粱被砍掉之后的事，因为现实有现实的精彩，但是莫言的文字里依然执拗地让红高粱迎风招展。
怀旧，从记忆中寻找创作素材，最近似乎成了一线作家的一种时尚。韩少功和梁晓声在上月分别推出了新长篇《日夜书》和《返程年代》，写的都是他们差不多近30年前就开始涉足的“知青题材”。广获赞誉的金宇澄的《繁花》，虽采取远近两条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但远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近的也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于夏商的《东岸纪事》、叶兆言的《一号命令》等新作全部写的是几十年前的往事。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很多著名作家都在靠回忆“吃饭”，小说里写的都是一些往事。但问题是，现在读小说的人全部是生活在当下的，他们很希望从那些新长篇之中看到当下生活的影子，看到著名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态度和思索，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读者。
对此，业内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创作规律的必然结果。比如同样写了不少往事的阎连科就强调作家和生活应该保持距离。只有保持了距离，才可能将生活的本质看得真切。而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现在正是作家回忆二三十年前往事的时刻。
而评论家李勇认为，这正反映了一线作家集体面临的“中年危机”。在李勇看来，当前有些作家在创作中疏于关怀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疏于贴近到现实的生活。因为对当下生活并不了解，所以一种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写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