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鼓励大家追星。尤其是文学，你不需要真的去面对你的作者，有一些作者可能文字比他的人更耐看。我那时候真的是因为年轻，如果再大上20岁的话我想我不一定会追星的。随着年龄大了，你就会知道阅读文本就够了，你需要知道的，需要学到的，都可以从文字中间得到。
——李黎
去大陆寻找文学之根
台湾五六十年代也是很封闭的，有一个文学断层，就是我读不到三四十年代的zhongguo文学作品。国民dang的检查制度很严格，留在“匪区”的人的作品是不允许出现在台湾书店里的。真正读到鲁迅，读到茅盾、巴金、丁玲等人都是在美国，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一个隔层都是中文书，是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我心里就在想这些人他们还在吗？那是70年代初期，zhongguo还在“文化大革命”，有一些传闻，某某人已经死了，某某人被批斗了，某某人在牛棚里生死未卜。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见到他们是何等的幸运。
后来我去参加海外的保钓运动，结果我们就被国民dang政府挂上了一个“保钓”的标签，我就不敢回台湾了。不是自己吓自己，确实是有一些上了黑名单的学生回去之后被盘问，有坐牢的，甚至还有一位死在大学校园里面。我不能回台湾怎么办？我非常想家，这时候我想到回大陆，我去寻根，寻我的文学之根。
我很幸运认识了范用先生。他看到了我的小说。1979年范用先生在北京作协替我安排了一场演讲，讲港台和海外文学。我还想看看zhongguo作家住的地方，就去了刘心武先生的家。
茅盾先生题字
范用先生让北京青年出版社出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西江月》，茅盾先生题字。1980年冬天我去北京茅盾先生的家，见到了他，这个四合院现在变成了茅盾先生的故居、纪念馆，我没有再回去过。
那时候先生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看出来有点衰弱，可是他还是跟我谈了很多。而且先生眼睛也不大好，题字的时候说眼睛刚开过刀，之后四个月先生就过世了。先生题的字，到现在还挂在我家的墙上。
顽强的丁玲
《西江月》的序是丁玲写的。我对丁玲很有兴趣，我觉得她是一个“五四”女子，在那个时候非常新派，她的作品在当时非常的大胆。
“文革”后，她还在写。最初她连家都没有，刚回到北京住在友谊宾馆，背痛到没有办法写作，怎么办？她的丈夫做了一个板子，上面钻两个洞，靠墙站着写。我真是觉得太感动，太佩服了。
言无不尽的巴金先生
1979年我到巴金先生的家，我带了录音机。我完全没有想到，巴金先生会那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然我问的问题也相当尖锐，我也是有备而去的。之前在香港，朋友听说我要见巴金先生非常兴奋，说你要问这个问那个，我也都问了，巴金先生都答，我真的是相当感动。
巴金先生生命的最后若干年是在医院里面度过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忍去看他了。去年巴金故居变成纪念馆，我回去看了，里面没有很大的改变，我又有很多感触。纪念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箱子，“文革”的时候抄家，很多东西就放在这个箱子里，贴着封条。当然一切过去之后这个箱子还给了他，可是封条还留在上边。
迟到12年的信
我去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看钱锺书和杨绛先生，一直到现在杨绛先生还住在这里，陈设没有改变，也没有新的家具。
我只见到钱锺书先生一次。那时候见了他们夫妇，照了照片，回去之后就把洗出来的照片和信寄过去。他们写了回信，那时候刚好董秀玉大姐去看他们，钱先生顺手交给了她，因为知道范先生经常跟我们通信，就让她交给范用先生，一起寄过来。信里面有非常漂亮的钱先生的毛笔字，写了一些俏皮话，杨绛先生也加了小字，信里最重要的是欢迎你以后来北京找我们。
董大姐把信给了范用先生，范用先生的书房是很大的，跟图书馆一样，一直到12年后他要搬家了，才发现有这样一封信。刚好1992年秋天我到北京去，范先生交给我一个大的牛皮袋，也不多说。我中间去玩了，再回到北京，才把牛皮袋打开，看到了信。我一看不得了，就给范先生打电话，他说不好意思，把封信当做宝贝收起来了到现在才给你。
后来，经过钱、杨两位先生的同意，我就这样一封迟到多年的信写了文章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