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若用来形容陈寅恪与20世纪上半叶新文学作家关系，不但应补上司马迁的一句“亦各从其志也”，而且似乎“亦可为谋”。
有些人常以现代人思维方式看待那时的文人交往，认为既然陈寅恪思想相对保守，被视为“文化遗民”，又主要从事中古历史和古代文学研究，理应和新文学作家“老死不相往来”，他们的文化观和文学观也必然对立。
其实不然。陈寅恪与胡适、鲁迅、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戴望舒等很多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和著名作家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有些如傅斯年、俞平伯、许地山等甚至可称为莫逆之交。就他们而言，思想和学术上的分歧，并不妨碍私交很好，而是否值得交往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学人的人品和学问如何——当然如果在治学上有共同语言或交叉之处就更容易交往了。就陈寅恪而言，他判断一个学人是否值得交往除却上述两点外，还有就是家世如何或者是否学有渊源，也就是极为看重这个学人的家学或师承传统。
首先说陈寅恪和鲁迅的交往，陈寅恪常被视为民国时期遗老遗少人物，而鲁迅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他们好像水火不相容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鲁迅与陈寅恪关系非同寻常。1902年与鲁迅同船赴日本留学者就有陈寅恪和其大哥陈衡恪，而带领他们出洋者是陈寅恪的大舅俞明震，他曾在鲁迅上学的矿物学堂任总办，自然是鲁迅的老师。此人思想开明，属于新派人物，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这样描述他：“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dang，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后来弃医从文，应该和受到俞明震影响有一定关系，鲁迅在日记中也一直称其为“俞师”。鲁迅与陈寅恪兄弟到日本后又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直到1904年毕业。鲁迅和陈衡恪回国后，又同为教育部职员，此时陈衡恪在书画方面已颇有名气，但和鲁迅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后来陈衡恪成为民国有名的大画家，甚至齐白石也是在其推荐下才逐渐被世人所知，所以齐白石曾多次表示陈衡恪才是他的知音和伯乐，不过陈衡恪和鲁迅却一直保持好友关系，直至其患病去世。查鲁迅日记，中有很多他与陈衡恪一起逛古玩店、书店、互赠礼品和吃饭的记录，鲁迅甚至为了替他人请陈师曾代写寿联，竟然“携至部捕陈师曾写讫送去”，这一个幽默的“捕”字就充分表现他们两人的亲密关系。至于陈寅恪，由于小鲁迅9岁，鲁迅大概一直视其为小弟弟，不过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和第二册出版后，鲁迅还是送给陈寅恪一套，并郑重记入日记。后来陈寅恪远赴欧美留学多年，鲁迅则在五四前后投入新文化运动并成为领袖人物，两人交往自然停止。尽管陈寅恪无论公开还是私下对新文化运动持有异议，却从未对鲁迅其人其作有任何评价。但他们的缘分并未结束——陈寅恪任教清华期间已是大龄青年，恰好有人把唐筼介绍给他，两人相识不久，即很快结为夫妻。除却两情相悦因素外，其实也和陈寅恪一直看重的出身门第有关，因为这唐筼说起来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崧曾为台湾省巡抚，而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曾为湖南巡抚，恰好算是门当户对。且说这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算起来还是鲁迅的同事，这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罢。20世纪50年代许广平南下香港途经广州时，还特意去中山大学看望唐筼，此为后话。
鲁迅一生冷嘲热讽骂人无数，却没有骂俞明震，也没有骂过陈寅恪。当年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发表过陈寅恪几篇文章，鲁迅也曾撰文对吴宓和《学衡》百般嘲讽，却对陈寅恪的文章保持沉默。究其原因，他和陈氏兄弟的早年交往肯定有关。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何没有讽刺陈寅恪，因为对同时代的很多老乡、老友，鲁迅都会因思想见解上的分歧进行批评甚至与其彻底决裂，如钱玄同、林语堂等，所以陈寅恪和鲁迅早年的一些交往，不能成为鲁迅不批评陈寅恪的理由。此外，在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中，除了陈寅恪其余三人都曾遭到鲁迅的辛辣嘲讽，尽管他们或者是鲁迅青年时崇拜的对象，或者是鲁迅的同乡兼国学大师。看来，决定鲁迅没有批评嘲讽陈寅恪的原因，除了早年的交往因素外，除了陈寅恪的学问和人品无可挑剔外，也与两人精神气质上很是相似有关。已有学者指出，20世纪精神上最痛苦的两个文人，就是鲁迅和陈寅恪。而他们的内心世界都有着终生挥之不去的悲凉，也即鲁迅在评价宝玉时所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唯宝玉而已。”
此外，就学术专长而言，鲁迅虽主要成就在创作，却以一部《zhongguo小说史略》奠定了他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地位。而陈寅恪虽主要研究中古历史，却也曾对古代小说演变有精深研究，在这方面两人有一定交叉甚至互相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并未公开，而是采取一种我称之为“潜对话”或“间接对话”方式呈现，对此笔者曾在拙著《陈寅恪与zhongguo文化》中有所论述，此处只简单提及。例如陈寅恪曾撰写系列文章论述佛教传入zhongguo后对zhongguo小说发展的影响，并多次指出自己的研究“于治小说文学史者傥亦一助欤”，“以告世之研究小说源流者”等等，这些话显然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别有所指。陈寅恪这些文章大都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此时鲁迅的《zhongguo小说史略》已经问世，而胡适等也在从事有关zhongguo古代小说的考证工作，他们二人也是那时研究zhongguo古代小说成就最大者，所以陈寅恪应该是以委婉方式建议他们注意自己的研究，或者说对他们研究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
至于陈寅恪和胡适、傅斯年以及朱自清的友情关系，有关文章已经很多，此处不赘，单说陈寅恪和俞平伯、戴望舒和许地山等人的交往。
俞平伯是晚清文化大师俞樾的曾孙，俞樾当年科举应试时曾以一句“花落春仍在”博得曾国藩赏识，认为这一句是当时zhongguo文化发展趋势的极佳象征，遂力排众议将俞樾拔为第一，俞樾为此终生感激，并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春在堂”。而俞樾的得意门生之一就是章太炎，尽管两人思想上有分歧，但学术上毫无疑问章氏才是俞樾最佳的继承者，而鲁迅就是章太炎的弟子。当年俞樾曾和曾孙俞平伯合影，后俞平伯把此照片复制件托人转赠给鲁迅，此事极具象征意义——如此从曾国藩到鲁迅这数代zhongguo文人之发展脉络就已贯通，而他们之命运又几乎与一百多年来zhongguo社会发展变迁同步，说来令人嗟叹不已。
说到陈寅恪和俞平伯的交往，则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同在清华任教之时。俞平伯有《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一文回忆道：“昔于戊辰（一九二八）春，与陈寅恪共读韦庄《秦妇吟》，寅恪属（嘱）我写一横幅张诸壁间，以备讽咏，又作一文载一九三六年《清华学报》，后于庚辰（一九四○年）四月在昆明印为单行本，改名《秦妇吟校笺》。其中论点多与畴昔倾谈有关者。”其实他们的相识本应更早，即在1920年俞平伯和傅斯年等同船赴欧洲留学之时，那时的陈寅恪也在欧洲留学。不料俞平伯到英国没有几天，竟思家心切要返回国内，傅斯年赶到船上劝阻也没有用，为此傅斯年还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愧疚。其实这对俞平伯而言并不奇怪，他自幼到大学毕业从未单独在外生活，独立能力很差，所以他返回国内后一两年又去美国，结果不到一个月同样是提前返回。
后来，陈寅恪和俞平伯的交往还因俞樾的《病中呓语》更加紧密——那是俞樾临终之际写的一组预言诗，其中对200年来的时局预测很是准确，一时引起世人惊奇。1928年陈寅恪应俞平伯之请，为俞樾的《病中呓语》写了一篇跋，其中写道：“曲园先生病中呓语不载集中，近颇传於世。或疑以为伪，或惊以为奇。疑以为伪者固非，惊以为奇者亦未为得也。天下之至赜者莫若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此诗之作，在旧朝德宗皇帝庚子辛丑之岁，盖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言多中，复何奇之有焉！”。最后，陈寅恪极为感慨的说：“尝与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於不夷不惠之间，托命於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贰第陆首之间，至第柒首所言，则邈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诵之玩之，譬诸遥望海上神山，虽不可即，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纾忧生之念。然而其用心苦矣。”
再说陈寅恪与著名的“雨巷诗人”戴望舒的交往。1941年，困居香港的陈寅恪，在阅读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之《俗文学》周刊上刊登之吴晓玲的《〈青楼集〉作者姓名考辨》一文后，给戴望舒写信称赞该文“论据精确，钦服至极”。当时戴望舒在香港主持《星岛日报》的《俗文学》周刊，在第一期《编者致语》中说明了办刊目的及取稿原则：“一、本刊每周出版一次，以zhongguo前代戏曲小说为研究主要对象，承静安先生遗志，继鲁迅先生余业，意在整理文学遗产，阐明民族形式。二、本刊登载诸家对于戏曲小说研究最近之心得，以及重要文献，陈说泛论，概不列入，除函约诸专家执笔外，并欢迎各界寄稿。”当时的香港集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容肇祖、孙楷第、柳存仁、赵景深、吴晓铃、冯沅君等等，《俗文学》也就成为他们发表文章的阵地。而陈寅恪和戴望舒的交往除却后者当时是编辑这一因素外，也和戴望舒在zhongguo古代小说研究方面的成就有关，其成果在戴望舒去世后由吴晓铃整理编成《小说戏曲论集》，由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吴晓铃为此评价戴望舒“从遗稿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细如发的、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在跟随着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和《古小说钩沉》的步伐在前进着。”
这吴晓铃为辽宁绥中县人，自幼酷爱古典小说和戏曲。一九三五年由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转入北大中文系，一九三七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一九三八年受聘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在战争环境下依然撰写了许多专业论文，《〈青楼集〉作者姓名考辨》就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一篇。在此信中，陈寅恪指出《青楼集》序中所谓“商颜黄公之裔孙”，其实就是指《青楼集》的作者元代的夏庭芝，因为“商山四皓”中有夏黄公一人，所以夏庭芝自然可以视为其后裔。夏庭芝字伯和，号雪蓑渔隐。据书前的序，雪蓑渔隐姓黄，名字不详，应为明朝官宦子弟。因元朝异族“百年未已，世运中否，士失其业，志则郁矣”，故作此书，使“历历青楼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艳史传之”。该书记录了元大都、金陵、及江浙一带歌妓、艺人110余人的事迹，特别是她们在杂剧、诸宫调、舞蹈和器乐方面的才能，同时还记录了她们与当时一些达官显贵、文人雅士的应酬和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戏曲的繁荣状况及艺人生活情景。按照陈寅恪的说法，也该算是一部“颂红妆”之作。后陈寅恪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当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此书的影响。如其中“张怡云”条，所写张氏才华俨然与陈端生、柳如是不相上下：
（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赵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为写《怡云图》以赠，诸名公题诗殆遍。姚牧庵、阎静轩每于其家小酌。一日，过钟楼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问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马。”史于是屏驺从，速其归携酒馔，因与造海子上之居。姚与阎呼曰：“怡云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辈当为尔作主人。”张便取酒，先寿史，且歌“云间贵公子，玉骨秀横秋”《水调歌头》一阕。史甚喜。有顷，酒馔至，史取银二定酧歌。席终，左右欲彻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将去，留待二先生来此受用。”其赏音有如此者。又尝佐贵人樽俎，姚、阎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时”三字，阎曰：“怡云续而歌之。”张应声作《小妇孩儿腔》，且歌且续曰：“暮秋时，菊残犹有傲霜枝，西风了却黄花事。”贵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张之才亦敏矣。
再说所谓“商山四皓”，指秦末汉初（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四位著名学者。他们不愿出仕，遂长期隐居在商山(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待出山时都80有余，眉毛皆白，故称为“商山四皓”。不过，据陈寅恪此信所言，他认为其实“绮里季”应为“绮里季夏”，“夏黄公”应为“黄公”，属于断句之误，如此则《青楼集》序中称作者夏庭芝为“商颜黄公之裔孙”其实错了。至于出现此类现象原因，当与古人抄书时手民误植有关。此外，陈寅恪还拈出《陈留志》和《崔氏谱》，说夏黄公当为崔姓。不过陈寅恪也指出，这些其实与吴晓玲此文所关注问题无关，可以“置之不论”，“不必多赘”也。其实笔者以为陈寅恪写此信，很有可能是“商山四皓”的隐士身份引起其吊古伤今之情罢。再就是下面这篇《青楼集·序》大概会引起他的关注，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文人多受颠沛流离之苦时代：
君子之于斯世也，孰不欲才加诸人，行足诸已。其肯甘于自弃乎哉！盖时有否泰，分有穷达，故才或不羁，行或不掩焉。当其泰而达也，园林钟鼓，乐且未央，君子宜之；当其否而穷也，江湖诗酒，迷而不复，君子非获已者焉。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难识也。百年未几，世运中否，士失其业，志则郁矣。酤酒载严，诗祸叵测，何以纾其愁乎？小轩居寂，维梦是观。商颜黄公之裔孙曰雪蓑者，携《青楼集》示余，且征序引。其志言读之，盖已详矣，余奚庸赘？窃惟雪蓑在承平时，尝蒙富贵余泽，岂若杜樊川赢得薄倖之名乎？……惜乎天憗将相之权，弗使究其设施，回翔紫薇，文空言耳！扬州旧梦，尚奚忆哉。今雪蓑之为是集也。殆亦梦之觉也。不然，历历青楼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艳史传之也。……黄四娘托老杜而名存，独何幸也！览是集者，尚感士之不遇。时至正甲辰六月既望观梦道人陇右朱经谨序。
笔者以为，这序言也许会引起处于困厄之境陈寅恪的感慨罢。彼时的陈寅恪，英国牛津去不成，云南西南联大回不去，生存条件之恶劣，其平生从未有过。更重要的在于，尽管“时有否泰，分有穷达”，陈寅恪却不能如很多元代文人那样“才或不羁，行或不掩”，所以才会倍感痛苦。联想到前文陈寅恪对自己从事学术研究所需之基本生活环境的慨叹，使我们不能不对那个时代的文化大师表示由衷的敬意。
最后说一下《落花生》的作者许地山和陈寅恪的交往。很多读者都因一篇《落花生》知道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地山，知道他是新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却可能不太清楚许地山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在宗教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他的《道教思想与道教》《摩尼之二宗三际论》《道教源流考》等论著都是研究宗教学的开创性学术成果。并得到陈寅恪的高度评价。陈寅恪曾撰《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一文，对其宗教史研究极为推崇：“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至于两人的私下交往，则首推许地山向香港大学推荐陈寅恪任教一事。那是在1940年，陈寅恪应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从昆明赴香港，准备由此转赴英国，但由于战乱被迫滞留香港，一时连生计也成为问题。许地山获知此事，即亲自到宾馆看望陈寅恪，见其女儿有病就马上把她们带到自己家照料，然后极力向港大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以解决陈寅恪的生计问题。他在写给港大校长的英文信中说，陈寅恪是著名学者，其中、外文著作不时出现于美国和日本等国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并指出陈寅恪可以为本科生讲授唐史专题以及作学术演讲等等。等陈寅恪应聘港大后，许地山又特意主持了欢迎陈寅恪的聚会。尽管陈寅恪在香港时间不长，但他的重要著作之一《唐代zhengzhi史述论稿》就是在香港大学完成。后来陈寅恪要到西南联大任教，但妻子唐筼患病无法同往，陈寅恪只好把妻子和女儿托付给许地山照料，后来陈寅恪大女儿对这一段港大生活有极为感人的回忆，其中充满对许地山及家人的感激之情。也正因为他们两人有这一段患难之交，所以当许地山去世后，陈寅恪特意撰写了感情真挚的挽联：“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其下联所提及就是陈寅恪将妻女托付给许地山之事。至于上联的“萧寺属文”，是说许地山喜欢待在幽静的寺院看书撰文，常去地方包括香港的青山和大屿山的寺院。彼时陈寅恪从香港返回内地后不久，恰逢七夕，陈寅恪触景生情，联想到许地山去世，曾赋诗一首悼念：
壬午桂林雁山七夕
香江乞巧上高楼，瓜果纷陈伴粤讴。
羿殼旧游馀断梦，雁山佳节又清秋。
已凉天气沈沈睡，欲曙星河淡淡收。
不是世间儿女意，国门生入有新愁。
说到这里其实他们两人还有一件发生在寺院的趣事。据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回忆，当年他在清华国学院学习时，有一次伴随陈寅恪游览北京西郊的大觉寺，这大觉寺又称西山大觉寺或大觉禅寺，始建于辽代咸雍四年（1068年）称清水院，后改名灵泉寺，明重建后改为大觉寺。当蒋天枢随陈寅恪进到大觉寺正殿中，发现有一人“攀援屋栋旁，正在端详审视，若甚用思者”。等到此人跳下来才知道是许地山，而许地山看到陈寅恪及蒋天枢后也不禁大笑起来。原来那时许地山正在研究古代建筑内部结构以及一些装饰特点等，所以才会爬到上面进行观察。之后许地山即陪同陈寅恪继续游览西山各处景点，直到傍晚数人才返回市内。由于这是蒋天枢第一次看到作为老师的许地山有如此奇怪之举动，所以印象极深，并终于在数十年后将此事写入《师门往事杂录》之中。
即便学术上有分歧，文学上流派不同，但那些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依然既可以维持很好的私交，又在学术上互相切磋质疑——却不会互相贬低甚至恶意中伤，更不会以诬陷他人、踩着别人身体往上爬方式混迹于学界。他们尽管见解不同，却都因高尚的人格和气节，博得后人的尊重和敬仰。就陈寅恪而言，他对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有所非议，这是事实，但并不代表他就必然轻视那些用白话创作者，事实上对于学术和人品俱佳者，陈寅恪也乐于与之交往。而如果这些从事新文学创作者又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创获，则更能引起陈寅恪的重视乃至尊重，鲁迅是如此，胡适是如此，其他如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许地山的宗教研究、朱自清的古代文学研究以及戴望舒的古代小说研究均属这种情况。加之他们的人品或者说私德值得佩服，陈寅恪与其交往甚至成为挚友就很自然了。
嗟夫，“百年未几，世运中否，士失其业，志则郁矣”，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