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韦政通先生走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悲伤。而我想起的是先生的笑，那种爽朗的笑。先生生于1927年，一个极为动荡的年代。1949年，他背井离乡，一个人从大陆到台湾，历经人世百态后，将治学
韦政通先生走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悲伤。
而我想起的是先生的笑，那种爽朗的笑。
先生生于1927年，一个极为动荡的年代。1949年，他背井离乡，一个人从大陆到台湾，历经人世百态后，将治学作为平生志向，努力前行，最终在思想史领域，卓有建树，成一代大家。
2014年，先生88岁，深圳大学为他办了一场祝寿暨讲学的活动，由此，我见了先生一面，这是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活动的最后一天，在立新老师的安排下，我对先生做了大约一个小时的采访。这一个小时里，先生和我聊到了他的家世，他的母亲，他的恩师，还有他的学生。
那一天，他的谈兴很浓，非常高兴。
(2014年在深圳采访韦先生）
我回长沙后，因为种种原因，这一个小时的采访，我一直封存未动，直到今年8月5日，先生突然就走了……
我很难过。
这些天，我把这段采访从头到尾听了一遍，并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录下来，以作纪念。
我还记得，2014年到深圳的第一天晚上，所有人都陪先生在一个大包间吃饭，包间里面还有KTV，吃完饭后，88岁的先生自告奋勇点了一首歌。
他拿起话筒，旁若无人的唱到：
沧海一声笑，
滔滔两岸潮，
浮沉随浪，
只记今朝。
area class="fck_attachment_viewer">视频：韦政通访谈忆生平 米寿老人高歌“沧海一声笑”area>
十岁
十岁那年，我大哥结婚。
那天非常热闹，哎呀，我这个记忆真的是……亲朋好友，来了好几百人，家里刚造的大房子，三进三排，里面全都是人，连地板上都坐满了人。
之后便是我过十岁生日，家里又摆了几桌酒席，又热闹了一次。
这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过过生日了。
1937年，抗战开始了。
抗战
日本人来了后，我们就到山里面逃难。
大概逃了两个月，我从山里面逃回来，第一个镜头，我就看到了日本人sharen。
我亲眼看到一个孕妇，走到大路上，日本人从后面过来，拿了一把刺刀，一下就把这个孕妇刺死了，还把她肚子里的小孩挑出来，哎呀，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竟然是这样一个镜头。
家里的房子，也全部被日本人烧掉了。
因为国军撤退的时候，一个营长住在我们家里，他走的时候，把很多蒋介石的书，都塞在了床底下，这些书就被日本人搜出来了，那日本人就以为我们这个家庭，是蒋介石的干部，于是一把火，把我们家全部烧光了。
这给我们家很大的打击，没有地方住了，你看我们住到哪里？住在村子里一个小小的祠堂里，这个祠堂里摆了十五口棺材，我们全家就在这些棺材旁边，一住就是差不多五年。
盐
离我们家五里的地方，有一个新丰镇，镇上大概有四五千户，一条运河把镇子分成河东河西，我父亲原来在河东开了一个棉布庄，我还记得名字叫天丰，天上的天，丰富的丰，叫天丰，是河东最大的一家棉布庄，但是当时也被日本人烧掉了。
我父亲很有办法。
河东的棉布庄被烧掉后，他又第一个跑到河西去开店。卖什么呢？卖盐。
因为盐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利润还不错。我的一个堂兄，力气很大，就做他的帮手，两个人一起，就把盐店发展起来了。
五年之后，我父亲有了点钱，又把以前被烧毁的棉布庄，复兴起来了，紧接着，他又在被烧毁的老家基础上，重盖了一排新房子，以前是三排，现在是一排，乡下盖房子很快的，不到一年就盖好了，于是我们才又搬回家去。
观音庵
我父亲给我的影响都是坏的，因为他干涉我，而且我比较调皮，你看我现在还调皮，哈哈。
他让我上私塾，但私塾我实在是上不下去，我跟你讲你都不敢相信，私塾里面每天干什么？
一到私塾，就是背昨天教的书，然后写一张大楷小楷，再也没有事干了，也不准看闲书，因为那个私塾的老师是一个冬烘先生，觉得闲书会给孩子带来害处，那你叫我在私塾里干什么？我简直比坐牢还难受。
逃学，我就逃学啊，一早起来，离开家以后，我就跑到镇上的一个观音庵，很漂亮的一个观音庵，门口还有一个莲花池——四十年以后我再回去，发现镇子完全改变了，但是那个观音庵还在。
我就呆在观音庵里面，一个人，有时候睡觉也在里面。
开始的时候，他们找我不着，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知道我在观音庵了，我就不能再去那里了，那我到哪里去？到麦田，睡在麦田里去。
母亲
你问我小时候的事情，最值得纪念的，影响我一生的就是母亲。
母亲非常能干，农忙的时候，她什么活都能干，不是农忙的时候，她打扮起来又很漂亮，到店里去，一点都不像乡下的村妇。
她虽然是个乡下人，不识字，但是脑袋非常好，我父亲什么人都不怕，就怕我母亲。
后来在（六十年代）大饥荒的时候，我父亲被打成了非法商人，又是地主，又有海外关系——我在海外嘛，所有的罪名都有，每天挂牌子游行，而且不准回家，只能住在一个破庙里，靠的就是我母亲每天晚上偷偷的送点东西给他吃。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刚刚有点钱以后，一到春节，过年，我母亲就拿一个篮子，里面有米啊盐啊油啊，带着我，给乡下那些不容易过年的穷人家，送东西，一家一家的送，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
所以母亲那个形象，下雪天，带我一家一家的送东西，那个映像我好深好深啊，我就感觉她像个观音菩萨一样的，救苦救难啊，救苦救难。
gongchandang
日本人来了后，国民dang跑得干干净净，但是gongchandang在我们乡下，却活跃得很厉害。
你像我们私塾里面，有很多小伙子骑着个驴子，来做gongchandang的宣传。这些小伙子口才好，对人热心，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啊，他可以帮忙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对gongchandang的印象非常好。
我跟你讲，我还参加过gongchandang的活动。
有一次gongchandang拉夫，干什么去？把那个铁轨拆掉，让日本人的车子翻车，就干这个事。
我去干过一次，连夜出发，趁着月夜，拆那个铁轨。
那个时候zhongguo人真的很讨厌日本人，国民dang都跑光了，只有gongchandang还在坚持。
日本人来了要收税，gongchandang也要收税——不然gongchandang那些搞地下工作的人怎么活？他们也要收点税，但是老百姓愿意把这些钱给gongchandang，不愿意给日本人。
学徒
我小时候的家里，除了一本查风水的黄历之外，一本书也没有。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起点太差了，像余英时他们都是书香门第，爸爸在清华当教授，十几岁就已经饱读诗书，而我十几岁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十六岁时，我父亲把我送到上海一个钱庄当学徒，他送我当学徒的目的何在？就是将来他也要开钱庄，我学了后就可以帮他赚更多钱。
我就到了上海那个世界，做了一年的学徒后，我强烈感觉：这种玩意我怎么干的下去？我就偷偷的去报名读书，我的大哥支持我，不跟我父亲讲。
我当时已经十七岁了，十七岁啊才开始读书，才进初中一年级，哈哈。
当时我喜欢文艺，喜欢小说，像张爱玲，她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在上海写文章的。
黑道
1949年我瞒着父母，一个人去了台湾。
到台湾去，先是为了生存，鬼混了八年，什么写小说啊，当记者啊，都干过。
在当时国民dang的白色恐怖之下，记者就是白吃白玩，很好混。比如一些小商人，请你喝喝啤酒，然后叫女孩子来陪一陪，然后你给他报道美化一下，就有吃有喝了。
我甚至想过写武侠小说，胡扯八扯，一天写个两三千字没有问题，只要你有想象力，有点技巧就会混钱嘛。
我告诉你，我在台北胡混的时候，也认识黑道，我说黑道也蛮过瘾的，他妈的，有吃有喝有玩，只要你狠，sharen不眨眼，我也可以这样干的，我跟你讲，如果我干黑道，我这个脑子一定比他们灵光，哈哈。
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我受不了了，这种生活过下去我该怎么办？这种生活能过得下去吗？
牟宗三
所以我就从1954年开始，下决心，要走正道，于是去听牟宗三先生的课了。
牟先生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他像过去书院的老师那样，自己开了一门课——给社会上对zhongguo文化有兴趣的人，开了一门免费的课。
和学校的那些课不一样，他讲的不是生硬的知识，而是一些儒家的理想，精神的鼓励，鼓励你上进，鼓励你追求理想，鼓励你把生命改写，那种力量是很大的，影响了我一生。
可以说，在胡混了很多年后，我在牟先生那里见到了光，见到了一线光。
他这个光芒，把我从乌七八糟的生活里拉出来，然后把我引上一条路。
没有牟先生，我这一生不知道会怎么混下去，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因为他，我才走上了正道。
叛师
后来我为什么离开牟先生？
就是因为我慢慢思想成熟了。
我这个人非常有个性，我觉得我一天到晚来为你服务，那我自己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将来写文章都按照牟先生你的想法去写，那我自己的意义在哪里？没有独立的意义嘛。
另外，在牟先生那里，我的自信建立不起来，因为他总是以权威自居。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学生，将来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不可能成的，他说我是一个大建筑师，我建一个大厦，你们如果能在这个大厦里面做个油漆匠就不错了。
哈哈，他是很骄傲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学问实在是很好，他值得骄傲。
所以后来我离开牟宗三先生，就是我要走自己的路，要走自己的第一步。
这个跨出来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你跟着老师，老师可以帮你很多啊，这样你就没了老师的帮助，而且那些师兄弟们，那些社会舆论，都觉得你要叛师，叛师是有罪的在zhongguo，所以我有很大的压力，这些压力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当年那些老师兄弟，我们再也没有往来了，半个世纪了。
他们对我的看法，至今没有太多的改变，但这个不重要。
殷海光
就在我离开牟先生的时候，恰好遇见了殷海光先生。
和牟先生的志趣相比，殷先生完全是相反的，他是反儒家的，是ziyouzhuyi。
殷先生家里是没有zhongguo书的，全部都是英文书，他完全是看英文，他对zhongguo的东西很讨厌，这对我背叛（牟宗三）先生的那段生活，就很有好处。
另外，殷先生也是第一个真正称赞我的人，他看到我在杂志上写的批评儒家的文章——我为了脱离师门，写文章骂儒家，骂得我自己没有后路可走了——恰好殷先生看了我的那些文章，称赞我写的不错。
殷先生是很傲气的，他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看不起人。但是，在他给我的一封信里，他说从香港到台湾，我真正看重的人，不会超过五个，你是其中一个。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如果能得到一个前辈真诚的喜欢，真诚的爱护，真诚的称赞，那他就可以建立起充分的自信。
所以，我很感激殷先生。
从教
我一生当老师，年轻时的那段和晚年的这段，我最开心。
年轻时我教高中，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学生都是非常好的学生，我很喜欢他们。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念那一段的校园。
我第一次到美国去，他们给我安排，这已经是好几十年以后了，一般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早就没影了，他们听说我这个老师要到美国来，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他们也很开心。
所以他们就从旧金山，到纽约，分七站，一站一站的送我，一站一站的送，最后把我送到纽约。你看中学的学生，几十年以后，还能这样对待老师，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和我的感情有多深。
不过中间那段从教经历，我不怎么愉快。
因为我自从在杂志上发表了反儒家的文章之后，我就在台湾种下了一个罪名：反传统。
恰好那个时候是大陆文化大革命快要开始的时候，大陆反传统，而台湾复兴传统，复兴zhongguo文化，那我就是和gongchandang唱同调了，这当然是很大的罪恶。
所以当时教书，我常常教着教着就中断掉了。因为国民dang随便给学校一封信，他就不敢聘你了。
所以中间这一段教书经历，比较不愉快。
到了晚年呢，又愉快起来。
因为我通过讲学，认识了许多大陆的年轻人。
像这几天来的年轻朋友们，都是我七十多岁以后认识的。像王立新教授，也是七十多岁以后认识的，我们相处的真好，像铁杆儿兄弟一样。
你看，这么大的年纪，还能够开辟一个新天地，认识这么多精彩的人物，师生之间，什么话都可以谈，到这个地步，人生才痛快啊，才痛快啊。
讲学
我的一生，每到一个必要的时候，总有一个转机。
十几年前，我爱人去世以后，我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过了四十几年，突然没有了，这人极度的空虚，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就在这个时候，香港中文大学的两个老朋友，突然来台北看我，他们看到我在家里那样的状态说不行，我现在给你打电话，联系中山大学，你到中山大学讲学去。
所以第一站就到中山大学，待一个月，讲八次，我在中山大学讲学的一部分，被他们传到了网上，很多大学想不到我将近八十岁的人，还会出来讲学。
好了，慢慢的就有一些学校和我联系，第二站是到杭州，我好喜欢这个地方，一连去了四次，一共去了九个学校，之后就不断的讲学，这就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这一次来的朋友都是这些年，累积起来的。
所以我一生的运气太好了，七十多岁以后，还能够认识这么多年轻朋友，这几天来的这么多人，就完全是这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假如我的爱人不去世，这段历史就不会发生。
所以人生的失意得意，真的很难说了，有得有失，人生永远变化无穷。 相关链接： 追思一代哲人韦政通|凤凰网特刊：思想探险一生 理想火焰长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