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云：zhongguo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 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
与司马光的经世心态“求用”不一样，司马迁著史，更突出的特点是“求真”。用他自己的两句话概括，一是“成一家之言”，二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第一句话是说，他要创新，不会按照朝廷意思奉旨行事；第二句是说，他不是为稻粱谋， 不会迎合当世，是非任后人评说。所以，我说，司马迁最可贵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性情、真感觉。
伯夷、叔齐
【一】伯夷、叔齐的故事
《伯夷列传》是《史记》的第一篇传记。《太史公自序》云“末世争利，唯彼争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传第一》。”
司马迁赞赏伯夷的高义，赞赏伯夷的壮烈之举。有意思的是，唐朝皇室奉老子为开宗之祖，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竟然下敕，将《史记》老子列传的位置前移于首位，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所采取就是《老子伯夷列传第一》的版本。
从王安石以来，就对“伯夷传”有所怀疑，至清人梁玉绳（1744-1792）著《史记志疑》，而集其大成。梁氏对《伯夷列传》提出十点疑问，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夷、齐归周，在姬昌封西伯之时，并非文王辞世之际；文王死后十一年，方有武王伐纣之事，如何说父死不葬？饿于首阳山上，不等于饿死在山上，不食周粟乃拒绝周之爵禄而已，非不食粟也。
但是，这些质疑都不能动摇伯夷、叔齐，实有其人其事，既然有仲尼的表彰，故事细节容有商兑，但定然不会是向壁虚构。
《史记·伯夷列传》通篇800多字，涉及夷、齐传记部分仅200 余字，其余文字都是抒发司马迁的感慨。这200余字的传记部分，记载了如下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兄弟让位。伯夷、叔齐都是孤竹君之子。孤竹国，有人说子虚乌有；有人说地望在辽西，或今河北秦皇岛市下的卢龙县。孤竹国的老板要传位给老三叔齐。国君传位给小儿子，这是有传统的， 当初古公亶父不就是想传位给王季（姬昌的父亲） 嘛！太伯与虞仲逃之而去，以满足父亲太王的愿望。现在孤竹国父王去世后，叔齐要让位给老大伯夷；伯夷说，父命不可违，离国而逃。与周国的情况不一样，这老三叔齐也一并逃了。国人只好立老二为君。故事的版本与周人的不同。
第二件是夷、齐用仁孝二义，阻止武王伐纣。伯夷、叔齐逃离出自己的国家，向往姬昌所领导的周国文明之邦，正巧西伯卒，武王车载父亲的木偶神像，东伐商纣王。伯夷叔齐扣马谏阻，质问说，父死不葬，却兴兵讨伐，是为不孝；以臣下攻打君上，是为不仁（忠）。武王身边的士兵想加害二人，被姜太公制止，并请人扶将而去，说他们是义人。
第三件事是，武王成功之后，天下宗奉周朝， 唯独伯夷、叔齐拒绝食周之粟（不接受周之封爵）。他们隐居於秦岭首阳山，采薇而食，贫病交加，在生命垂危的那一刻，两人唱着《采薇》之诗：“登彼西山兮，采薇菜充饥。以暴易暴兮，不觉其非宜。神农虞夏之世不再兮，何处才是我之归依？叹吾生命兮，衰微而不济！”（原诗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最后因饥寒交迫，死在那里。
可以这样说，《伯夷列传》是《史记》中极少数篇章之一，作者的感慨多於史实记述。作者的感慨是什么呢？
【二】“天道”之不公
司马迁在记述伯夷叔齐的故事时，有很多的感慨。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过去的不痛快，放在一边，就不会埋怨；发心於仁，归结於仁，有什么怨言呢？ 可是，你看他们临死之前的《采薇》诗，“怨邪，非邪？”难道不是心中有所怨恨吗？司马迁如此发问。
有什么怨恨呢？天道不公平啊！
《老子》七十九章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完全不是如此。司马迁说，像伯夷、叔齐这样子的人，难道不是天下至善之人吗？品行如此高洁，终归饥饿而死！再看孔门七十子之徒中，仲尼独赞颜渊为好学。可是，好学又怎么样！颜渊生活贫困，糟糠都吃不饱，年轻轻就去世了。难道上苍就是如此报施於善人吗？
相反，那整天sharen不眨眼的盗蹠，凶狠残暴，聚贼众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正寿而终。这是遵行的什么福德呢？
以上只是最明显的典型事例罢了，司马迁愤愤地说。至于近代以来，有人操行不端、违法犯禁， 却终身安逸享乐，生活富裕，累世不绝。而有些人谨言慎行，为人正派，处事公正，却连连遭遇灾祸，这种情况还少吗？
司马迁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我真的不明白了，如果真有所谓天道的话， 难道“天道”就是这样的吗？为什么好人不得善终，而坏人却得不到惩罚。这个“天道”还对不对呢？
【三】青史何以留名
既然“天道”令人困惑，作者再从人事来进行讨论，於是引发另外一层感慨。即人各有志。司马迁再一次引据孔子的话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是说人各有志，志向不同的人不可能在一起谋划事情。孔子还说， 如富贵可以追求，即使是执鞭赶马车，我也愿意做。如果不能呢，还是随个人志趣的好。（“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人的主观愿望，不可能都变成现实。即使你为了追求富贵愿望努力了，也不一定能变成现实。言下之意，如果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干脆按照自己的性情做事最理智。
孔子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在“从吾所好”的前提下，要有松柏一样的坚持，要有定力！举世浑浊，大家都追名逐利，才能显得出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可贵。难道不正是因为众人皆汲汲于富贵，另一些人视之若浮云，才彰显出他们超凡脱俗的品格吗？
但是，正如孔夫子所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最大的遗憾是不能青史留名。人皆有所追求，就像贾谊说的那样，“贪夫为财富而打拼，烈士为名誉而献身，矜夸者死于争权，老百姓只求活命”（“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人的追求各有不同。
在大千世界里，贤者欣赏贤者，英雄怜惜英雄。所谓“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伯夷叔齐这样的贤者， 才能得到孔夫子的赞赏。也正因为有孔子的表彰，他们才能流芳百世。颜回（即颜渊）不也是这样的吗？ 因为颜回追随孔子左右，才能彰显其笃学的品德。有些品行高洁的隐士，假如没有这样的机遇，就淹没无闻了，难免可惜。穷乡僻壤品行高洁的人，如果得不到有影响力的人推扬，怎能扬名立万於后世！
写到这里，我们感觉到司马迁的脸颊，露出不易察觉的莞尔一笑：史家手上的笔就是很重要啊！
【四】有感於司马迁的感慨
读了《伯夷列传》，谈了司马迁的感慨，也引起了笔者的感想。这篇文章是出自司马谈（约前165- 前110）还是司马迁（前145-？）之手，现在无法考证了。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大体相同。汉初经济凋敝，政府提倡清静无为，政策宽松。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经济飞速发展， 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的国策，这种国策是得到司马父子认可的。《论六家要旨》中崇黄老而黜六经（班固语），就是明证。
但是，另外一方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求利致富的本性与唯利是图的本能，交缠在一起，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也是有目共睹的。贾谊（前200- 前168）痛心疾首於此，呼喊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家乃亡。司马迁要比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轻10来岁，汉武帝“独尊儒术”，推行察举征辟制度，开启了读书做官的直接通道， 其利其弊，为接过父亲太史公的工作之后的司马迁，亲眼所目睹。经济上奉行爱拼才能赢，zhengzhi上奉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对于人们的道德底线有很高的需求。所以，司马迁说，“末世争利，唯彼争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乃“作《伯夷传第一》”，是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的。
为什么好人得不到好报呢？伦理诉求（道德）和价值诉求（利益）发生背离，是人生的常态，司马迁举了那么多例子，其实他自己心底就有一个例子，那就是他因为李陵之事而被施以宫刑。《报任安书》中的愤懑，仿佛在这部史传中依然有余响。
《老庄申韩列传》，老子的传记不过400 多字，庄子200 来字，申不害传记几十个字，可是，对於韩非的《说难》800 多字，他却照抄不误。难道不是因为他有感於在李陵一事上因言致祸吗？我说了，司马迁是有真性情的人。个人的情感和遭遇一定会诉诸于笔端。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的态度很清楚，我们可以容忍伦理诉求（道德）与价值诉求（利益）的背离，但是，像夷、齐这样做出巨大牺牲的仁人义士，青史留名，以激励后昆、激励草莽之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可以不要世俗的物质的利益，但是，不能没有精神的报酬！这就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在这里，司马迁实际上在将人生的价值进行了分类，物质的回报与精神的回报。前者是现世界的荣耀，后者是死后的荣耀。对于君子来说，死后的荣耀似乎更重要，故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如果像伯夷、叔齐甚至颜回这样，生前困苦，死后却被人称颂留名，这不就又证明了冥冥中的“天道”，终究还是“常与善人”（给福报于善人）了吗！
宗教对人性的意义，在于生命的超越。超越生命本身世俗利益，追求来世的永恒。这究竟是对人生的觉悟呢，还是对于生命永恒的贪婪？就看你如何去理解。但是，司马迁这里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是十足的儒家理念，是“三不朽”的另一种表达，它的追求是真正完成对于肉体生命的超越了的。我认为，这种追求，构成了zhongguo文明迥异于西方文明的特色之一。
但是，文章写到这里，司马迁又提出了另外一层意思。居於陋巷之中的善人，自我成名是很困难的，只因有孔子这样的名人推扬，像夷、齐和颜回那样的人，才得以青史留名。如果没有孔子这样的人推扬怎么办呢？于是，史家的历史书写，就显得格外重要。难道这不是自然而然的结论吗？在这里，司马迁是在任性地自豪一下，为史学家的重要性而得意呢？还是像他父亲临终前对他嘱托的那样，感受到史家的沉重责任感和使命感呢？
令司马迁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八百多年后的唐朝开元皇帝，居然会篡改《史记》的传记排列，把老子从第三排到第一的位置上去，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第一》。权力在历史书写中的作用， 实在是无所不届。史家又能如何？可是，就像当年朱元璋命人删削《孟子》一样，当权力烟消云散之后，历史书写还是回到了它当初的模样！
*本文原载于《zhongguo文化》杂志二零一八年春季号，原标题：“司马迁感慨什么：读《史记·伯夷列传》”，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