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雨后云有无》
《时雨续今昔》
杜大恺，生于 1943年8月8日，山东龙口人。1980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美术家协会公共艺术委员会主任。
出版有《杜大恺水墨作品集》、《艺术帚谈录》、《2006-2007杜大恺水墨作品》、《2006-2007杜大恺水墨人体》、《2006-2007杜大恺人体速写》、《2006-2007杜大恺砚边絮语》、《杜大恺水墨作品2008-2009》等。
曾从事油画、水彩画、壁画等创作，并桃李满园的当代杰出画家杜大恺，迄今已对中国水墨进行了20年的探索。期间，他不仅通过水墨创作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还对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状态密切关注和深思。他觉得，当代水墨已形成自己的品格，表达出现实的关怀，但还需要在世界文化背景下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抉择，凝聚更多的智慧和创造性。他认为，历史地看艺术的核心问题，就是时代性，任何选择都不能背离时代。
商报：如今，您在中国画创作和美术教育领域都成绩斐然，回首这30多年，是个怎样的艺术历程？
杜大恺：我在1978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研究生，师承祝大年先生，学习装饰绘画。在这之前，我在青岛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工作之余画油画和水彩画。
我的导师祝大年先生，是位非常杰出的陶艺家和国画家，曾留学日本，重彩画独树一帜。我在读期间，参与了首都机场的壁画创作。机场壁画之后，掀起了一个壁画高潮，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搞壁画，如曾参加中华世纪坛《中华千秋颂》壁画创作等，前前后后大大小小创作过十几幅壁画，期间曾涉足陶瓷、金工、纤维、木、石、漆等众多领域，1990年开始水墨创作。
商报：您至今已对中国水墨进行了20年探索，有什么感受？
杜大恺：刚开始只是想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时间长了就会关注整个当代水墨发展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哪些可以肯定，哪些应当扬弃，还可以有哪些追求，自己能做些什么，该怎么做，比较权衡后做出自己的选择。
商报：您觉得目前当代水墨是个什么状态？
杜大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墨有了很大变化。我觉得这30多年来，中国水墨已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的面貌，体现出一种现实的关怀，放到整个中国艺术史中比较，也已具备自己的特征。改革开放后，我们文化传承的背景已不仅限于中国，我们还须面对世界，特别是19世纪末叶以后西方艺术观念以及语言的急遽变化，都已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
商报：但目前存在什么问题？
杜大恺：我觉得，目前还处于碰碰撞撞的抉择之中，这不仅仅是中国画的问题，整个中国文化处于同样的状态。在全球化格局中，中国文化的身份是什么，如何被世界接受并影响世界，如何对人类文化做出既具有当代性又面向未来的贡献，都是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商报：中国的山水、花鸟、人物，您都有所涉猎，您最喜欢哪一类题材？
杜大恺：我不赞成以题材划分画种，确定类别，这种划分所形成的局限现实地影响着中国艺术的发展，我赞成水墨画这一概念。画种以材料区分，可以规避很多无为的争议，会使艺术的发展更从容、空间更大，可以面对整个世界。
商报：您画过一些江南水乡，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杜大恺：水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也是我内心的向往。我母亲是绍兴人，所以我对水乡有一些特殊情结。古人没有画过水乡，初始画水乡没有依傍，不知怎么画，画得多了，渐渐有些体会。20多年来，我不断从中国文化，也从整个人类文化中寻找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艺术家应当保持一种好奇心，在目之所及的范围内不断地寻寻觅觅，以避免复制古人、复制他人、复制自己。
商报：您喜欢画山，您的山也大大有别于传统。
杜大恺：山是我的精神寄托，它的永恒性、宏大性、坚实性，对应于人类精神最为崇高的信仰，这是我之所以愿意画山的缘故。古人画山“可居可游”，而我不是，不会把什么都画上去，我画山是有取舍的，其所凭籍的是我对山的理解，这并不容易，我做过不同的尝试。
商报：荷花您也常画，这个传统题材，要画出自己的面貌，很难吧？
杜大恺：画荷花要画出个人特点很难，荷花诚然是很传统的题材，从古至今有很多人涉足这一领域，有很多经典性的作品，但荷花从“才露尖尖角”，到盛开，到衰败，每一段生命都充满魅力，会为不同的画家提供机会。相同的事物在不同的艺术家眼里会成为不同的存在，这不仅是艺术的现实，也是艺术的追求。
商报：看您的画特别严谨，而且融入了很多现实性的思考。
杜大恺：这可能跟我当了多年的老师有关。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交流，不能只凭感觉，还要尽可能说清楚道理，要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这个过程一定会影响自己的创作。
商报：那您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学生的？
杜大恺：对艺术而言，观念与技术是其基本面，适用于任何时代，艺术教育要在这两方面都有所为。需要强调的是这两方面都是动态的，变化的，有其时间性和时代性。而作为当代人，就要把这两方面都放在当代环境中去思考，辩证地看待和选择，也就是说，认识世界的同时要认识自己。
今天，中国艺术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时代性，我们的任何选择都不能脱离时代，与时代相适应，与时代同步，应贯穿艺术的始终。无论观念亦或技术，如果与时代背离，就毫无价值，而观念与技术又常常是共时态的，它们可以自成系统，但彼此又密不可分。教学过程中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并不容易，这是今天艺术教育中世界范围内普遍遭遇的困惑。
商报：有人说您的创作仍是传统绘画，也有人说您是中西融合的典范，您自己怎么认为？
杜大恺：我觉得都不十分贴切，我不以为我是一个完全传统意义上的画家，我即使想做这样的画家亦无可能。我亦不是一个“中西融合”的画家，或者说不以“中西融合”为目的的画家。在“中西融合”的概念中，“中”与“西”是平行的，这种认识已不再适宜于今天的中国艺术。21世纪是中国文化自觉与中国文化重建的转捩期，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往的所有价值都必须接受这一时期的审度和筛选，服从于这一时期的创造性祈翼，所有背离这一目标的选择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一目标看上去很大，但具体到每个艺术家却是必须的，自然地，生态性的，因而亦是自在的，我愿意正视这一现实。
商报记者 熊潇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