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主持人与大江健三郎的对话
大江文学里的中国要素
先在于萨特的鲁迅
许金龙：记得您于2000年访问中国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外文所几位学者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为您饯行，席间您曾提起母亲对您的影响，说是“很小的时候，我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因子。没有鲁迅和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存在，就不会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您当时说到的来自中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鲁迅的影响。您最初阅读鲁迅作品是在什么时候？
大江：最初阅读鲁迅作品的时期，在你七月底到我家提出有关鲁迅的诸多问题并回国后，我下力气做了一番调查，委托岩波书店的朋友复印了他们作为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原版书，再联想到母亲临去世三年前对我说过的话语，我现在可以确切地认为，是在12岁那年。
许金龙：您当时阅读了哪些作品？还记得阅读那些作品时的感受吗？
大江：有《孔乙己》、《药》、《狂人日记》、《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白光》、《鸭的戏剧》和《社戏》等作品。其中，《孔乙己》中那个知识分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孔乙己这个名字也是我最初记住的中国人名之一。要说印象最为深刻的作品，应该是《药》。在那之前，我叔叔曾从我父亲这里拿了一点儿本钱，在中国的东北做过小生意，把中国的小件商品贩到日本来，再把日本的小件商品贩到中国去。有一次他来到我们家，灌装了一些中国式香肠，长长的悬挂在房粱上，还为我们做了中国式馒头，饭后还剩下几个馒头就放在厨房里。听说我正在阅读鲁迅先生的《药》后，他就吓唬我说，作品里那个沾了血的馒头和厨房里那几个馒头一模一样。听了这话后，我的心猛然抽紧了，感到阵阵绞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内心的绞痛。
当时我很喜欢《孔乙己》，这是因为我认为咸亨酒店那个小伙计和我的个性有很多相似之处。《社戏》中的风俗和那几个少年也很让我着迷。当然，《白光》中的那个老读书人的命运也让我难以淡忘……
许金龙：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通过日本学者的译介接触了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等的思想。无论从《野草》中的“过客”身上，还是在《呐喊》自序中那座“没有窗子的铁屋子”里，以及在“文化偏至论”的相关论述中，我们都可以读出以下一些关键词：绝望、希望、死灭、救赎、悲悯。如果由此延伸开去，还可以读出隐于文字背后的另一些关键词：人道主义、生存状态、荒诞等等。当然，法国的现代存在主义与这种人道主义传统也是相通的。我想了解的是，您在阅读并接受鲁迅影响的同时，是否把其中与现代存在主义相通的某些要素也一并吸收了过来，然后自然也是必然地选择了萨特和存在主义？
大江：我不知道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接触了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思想。你刚才说到我在阅读鲁迅作品的同时，把其中与现代存在主义相通的某些要素也一同吸收过来，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了萨特和存在主义。关于这种说法，我从不曾听人说起过，当然，我本人也从没做过这样的联想。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六年前我在《北京讲演2000》里就曾说起过，“在那段学习以萨特为中心的法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小说的大学生活里，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通过将鲁迅与萨特进行对比，我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于是，鲁迅成了我的一种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学者得以相对化并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将鲁迅视为批评标准的作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总之，你刚才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现在细想起来，鲁迅确实和克尔凯郭尔并肩站在黑暗的、深不见底的绝望之海上寻找着希望……至于你说到的欧洲人道主义，我觉得有必要注意到法语中humanisme和英语中humanism的细微差异。
许金龙：说到希望这一话题，我想起了您于2005年10月出版的《别了，我的书！》。这是《被偷换的孩子》三部曲中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封面的红色腰带上，我注意到您用白色醒目标示出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这几个大字。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是您对鲁迅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当下所做的最新解读。当然，在您对这句话的解读中，希望的成分显然更多一些，更愿意在绝望中主动而积极地寻找希望。
大江：（大笑）是的，这句话确实源自于鲁迅先生有关希望与绝望的话语，不过，在解读的同时，我融进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非常喜欢《故乡》结尾处的那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希望，就是未来，就是新人，也就是孩子们。这次访问中国，我将在北大附中发表演讲，还要和孩子们一起座谈。此前我曾在世界各地做过无数演讲，可在北京面对孩子们将要做的这场演讲，会是这无数演讲中最重要的一场演讲。
许金龙：从1955年到2005年，这期间经历了整整50年，跨越了您的整个创作生涯。从您在1955年习作中对鲁迅作品话语的引用，到2005年《别了，我的书！》封面上所标示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是否可以认为，您对鲁迅的阅读和吸收贯穿于您这50年间的创作生涯？另外，您目前还在阅读鲁迅吗？
大江：我对鲁迅的阅读从不曾间断，这种阅读确实贯穿了我的创作生涯。
与乌托邦同在的根据地
许金龙：1960年您就第一次访问了中国。听说周恩来总理在那里接见了代表团一行，您能详细说说当时的情景吗？
大江：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周恩来总理要出席晚宴，只是进入全聚德烤鸭店一个很大的房间时，才发现周总理站在门边和每个团员握手并表示欢迎。当然，我是代表团最年轻的团员，在这种场合，每次照例都站在队列的最后。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轮到我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竟用法语和我说话，可见他知道我是学习法国文学专业的。
许金龙：还记得周总理对你说了些什么吗？
大江：6月15日那一天，日本有500多万人示威游行，反对国会将于翌日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就在当天夜晚，包括东京大学学生在内的游行队伍包围国会，与机动警察发生了冲突，东京大学女生桦美智子被打死。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周总理用法语对我说：“对于你们大学的同学的死亡，我表示哀悼。”听了这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于是，周总理就让工作人员端来两杯茅台酒，说是要按中国习俗纪念故人。看着周总理一抬胳膊，姿势非常优美地将那杯酒喝了下去，我也学着他的模样，把那杯掺混着泪水的茅台酒一口喝了下去。在那之前，我从没有喝过白酒，不知道那酒会很辣，于是我的泪水流得就更多了。喝下这酒后，周总理嘱咐我不要哭，“要化悲痛为力量”。
许金龙：又过了几天，毛主席在上海会见了代表团一行，是吗？
大江：当时，周恩来总理就坐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我则坐在桌子对面。
许金龙：您和您的同学们在大学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吗？
大江：是的，在学校时，我确实读过《毛泽东选集》。
许金龙：在您的作品《同时代的游戏》中，有“通过现世的革命和建设达到理想之境”这样一个意思。您在书中构建的根据地是否是以毛泽东最初创建的根据地为原型的？
大江：正如你指出的那样，我在这部文学作品中构建的根据地确实源自于毛泽东的根据地。而且，我也确实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接触过根据地，记得是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前半部分。
许金龙：是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里吗？
大江：是的，应该是在此类文章里。围绕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在文章里做了很好的阐述。后来在大学里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后，我就想，我的故乡的农民也曾举行过几次暴动，最终却没能坚持下来，归根结底，就是没能像毛泽东那样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可是日本的暴动者为什么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呢？如果建立了根据地，情况又将如何？这是我一直思考着的问题，就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了。
“为了孩子们，为了未来……”
许金龙：从2000年12月到2003年11月这三年间，您创作了《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两百年的孩子》共三部长篇小说，同时创作了《在自己的树下》和《致新人》这两部随笔集。从这五部不同体裁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这些书名或内容里都醒目地含有孩子、童子和新人的字样。您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大江：为了拯救孩子们，为了他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这次到中国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到北大附中去进行演讲。在我的一生中，我曾进行过很多演讲，但这次在北大附中的演讲，是这很多演讲中最重要的一场演讲。我今年七十一岁了，最多还可以有效工作五年，活上十年，已经谈不上什么未来了。可是孩子们必须走向未来，而且，他们在未来将会生活得更为长久。因此，他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就要开始创造美好的未来，而不是充满黑暗和恐怖的未来。
为了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憧憬，就像我在《别了，我的书！》结尾处已经表明的那样，我要把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征候”都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动机，也是我晚年的工作。尤其在目前这个严峻的时刻，我越发相信鲁迅先生这样一句话：“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要告诉北京的孩子和东京的孩子，只有当他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时，鲁迅的这些话语才能成为现实。其实，在去北大附中演讲的前一天晚上，夫人曾从东京打来长途电话，要我在讲演当天的早晨多吃一些早餐，以增强体力，嘱咐我“为了日本，为了孩子们，为了未来，一定要努力作好这场演讲！”我已经和北京的孩子们约定，回到日本后，我一定面对日本的孩子们作同样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