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到儒家经典《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精神几乎渗透到国家与国民的脊髓。无论国家治理天下，还是国民治学、理财、谋生，都被“儒”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影响着。“商”作为“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技巧或手段，在儒学精神出现的初期，二者之间就有了联姻与变异。早在秦代，秦始皇就焚书坑儒，使“儒”在形式上远离了政治和经济。历史发展了几千年，“文革”又一次将“儒”打入冷宫，将商业装入计划经济体制的口袋，使“儒”与“商”失去了自由飞翔的翅膀。
实质上，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文革”。其实都是“儒”与“儒”之争，也都是“儒”在政治上的演绎与蜕变。现代人对儒商的提法已经抛开了古人之“儒”，而是一种狭义概念。这里的儒商，实际上就是“文化商人”的代称。
一、儒商现象与时代。
从我们的惯性思维来阅读“儒”与“商”，我们会看到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汇游离在我们的观念中。它们的价值趋向和审美层次都有着不可融合的成分。如果将二者结合，我们很难像糅合泥土一样将两种物质糅合在一起，而要通过某种特殊方式的化学反应将其凝结。这就需要时代这个特殊的背景来提供足够的催化剂和温度、湿度。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在比重上的变化，中国的商业和文化在一夜之间挣脱了所有的桎梏与镣铐。原有的无规则商业游戏逐渐被新的有序方式取代。“儒”与“商”也获得了新的自由。“儒商”这个让人陌生的词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冒了出来。而且长势喜人。这是中国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诞生的产物。它的出现必将推动新的更加科学的市场经济形成。
二、儒商与市场规范。
一方面，由于商人对“儒”的匮乏，使得市场经济缺乏理论上的成熟。商人虽然有极其丰富的商业实践经验，但缺乏文化知识的辅助，很难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规范也就无法用准确的文字加以表述。而“纯儒”，虽有较好的驾驭文字能力，但缺乏实践，也很难形成能够具体指导实践的规范，只能是纸上谈兵。基于上述原因，市场经济要想走向规范化，并且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就必须由具有“两栖”功能的儒商来完成这一使命。
另一方面，“儒”也为“商”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规范。这种规范就是文人之间约定俗成的品格或品质。这与商人间那种惟利是图的品行是格格不入的。在儒的这种精神的干预下，儒商的行为受到了严格的制约。同时，传统商业的道德规范和“无商不奸”的程式观念也对儒商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嬗变和胶合必然引发儒商新的思考，继而推动市场经济走向规范。
三、商人与儒商精神。
在生命运动中，其实人的生存享受只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一种是灵魂的（或精神的），其实“为儒”的过程就是灵魂欲获得满足的过程，“为商”的过程就是肉体欲获得满足的过程。当然，肉体和灵魂也是辨证统一的，是矛盾的双方。比如肉体的疾病，就会导致精神的痛苦，精神的不悦也会导致肉体病情的加重。在“儒”和“商”之间，也有两者对立的时候，比如“儒”觉得“商”重利轻德，惟利是图，不会成就大气；而“商”却觉得“儒”酸文假醋，故弄玄虚，只会纸上谈兵，不会实际操作。
人类在生存活动中，纯粹地对金钱的追求，将丧失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人性的贪欲是与生俱来的，商业行为就是满足人类贪欲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成败，与其他赌博活动的成败是一样的，都能够刺激对物质贪欲的膨胀。这种膨胀和对物质的无止境贪欲，将使灵魂陷落到肮脏的污垢之中。一些人染上了赌博、淫欲，甚至吸毒的恶习，因为他们在获得足够的金钱之后，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刺激生命，获得足够的享受和娱乐。在没有“儒”文化的人生中，我们的确也很难找出一个更加适当的生命消费方式。而儒商则不同，物质的富足只是为其提供了一种生存保障，因为人不可能饿着肚子整天谈论高雅和文化。而更加彻底的追求则是让灵魂获得享受。在这种状态下，只有文化才能够清洗灵魂的污垢，使人变得高尚。
因此，人类生存的美好境界就是——儒商境界。这是人类在“肉体”和“灵魂”中最富足和完美的生存状态。
四、儒商的商业活动。
一方面，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现有儒商可谓天之骄子，他们占尽天时（改革开放政策）、地利（中国这块处女地）、人和（儒与商的完美结合），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累累硕果。同时也在理论规范、商业规则及社会关系、政治联姻等方面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在未来社会中，他们无论从战术、战略，还是从挖潜内部潜力等方面都将成为一种辉煌。从另一方面讲，这些儒商所具有的“儒”，是与政治联姻的基础，政治家们完全可以打着谈“儒”的幌子与儒商结成亲密的伙伴，为儒商提供政治保护。其次，儒商又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观点，儒商则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政治协商等途径进行参政议政，所以说，现有儒商羽翼将更加丰满。
另一方面，过去的所谓“暴发户”们确实在中国私有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份额占有很大比重。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但他们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已经构成他们的雄厚实力，他们以一种强大的势力正在将中国的资本装入腰包。不过，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具有自知之明的，他们在十年前就已经感觉到了自身的弱点，那就是文化的缺陷，于是他们发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培养下一代，培养接班人，他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中国甚至外国的最好学校。
未来的社会，一部分“暴发户”们的资本最终将转移到受到良好教育的他们的后代手中。这将形成中国未来的拥有大量资本的新一代“儒商”。
五、儒商的社会贡献。
由于儒商的特殊存在方式，他们对资本的使用更具有文化特点。同样是资本的消费，一般商人和儒商之间的消费观念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别。儒商的消费一般是在艺术层面，如建造园林、挽救文化遗产、收藏艺术珍品等等。而一般商人的消费则更具有挥霍性，如暴富后赌博、吸毒、淫欲等等。当然，这种消费观念只是相对而言。我并不否认没有文化的商人就对文化艺术没有兴趣，也许一部分没有文化的商人更渴望获得文化及艺术。同样，我也不否认儒商对非文化艺术会丧失兴趣，也许有一部分儒商还染有很多恶习。
总之，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随处看到文化大家族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那些璀璨的文化遗产包含着一代又一代儒商的勤劳和智慧。这是社会的财富，也是人类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