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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生活网:后现代与启蒙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汀滢  版权声明,必须查看=>点击进入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性文化思潮。日前,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联合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承办的“后现代与启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学者依据后现代思想家关注的
基本问题,对后现代与现代、后现代哲学的实质意义和深层旨趣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现代性所面临的问题与后现代思想的视域。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王治河博士认为,后现代哲学的兴起源于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那就是现代化的发展所引发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等。要摆脱这种危机,就要消除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迷恋。后现代思维是一种以增进人的自由为旨趣、以营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身与人心的和谐为目标的人类生存方式和态度。北京师范大学晏辉认为,不计后果地利用科学和技术,把人类的生活世界完全建构在技术的框架之上,并且以“人类”的身份和模式对抗自然,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世界的普遍对立。因此,他认为解构和超越资本的逻辑,提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本意义,是改变问题的关键。

二、“新启蒙”的话语背景及其后现代内涵。
由于现代性的扩张,后现代主义者针对传统的启蒙又提出了“重新启蒙”的口号。王治河认为,相对于17、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那次启蒙运动,与“后现代”相关联的“启蒙”是新启蒙,可以称作“第二次启蒙”。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内在局限及其所留下的遗患,正是第二次启蒙运动发生的原因和需要解决的任务。他认为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局限和遗患表现为: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项度的理解。第二次启蒙作为对第一次启蒙的整治,其理论取向表现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推崇文化互补意识;挑战“划一思维”,欣赏多元差异之美;拒绝“抽象自由”,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超越审美理性,呼唤审美智慧。北京化工大学的崔伟奇立足于西方后现代哲学的不同理论传统和特质阐发了建设性后现代的可能性及其逻辑困难,他特别就其所实现的文化整合的内在模式和外在模式进行了比较。

三、发展模式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桂桓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针对西方近代以来盛行的理智主义、基础主义的宏大叙事的思维而阐发的新型思维和发展模式。在当代中国探讨“后现代”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后现代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学理层面的问题?”要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社会基础和文化传统,否则,就可能“用西方的概念,按西方的思路,谈西方的问题”,而与中国人的生活无关。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认为,西方历时态存在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问题,以共时态存在于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之中,这三种社会状态在中国主要是空间维度上的,而不仅仅是时间维度上的,因此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把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问题和道理扬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之中。美国国际社区基金会唐崇昭博士则认为,中国最善于吸取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中国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打自己的牌,走自己的路”,规划好本国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的严春友认为,处身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学者应当充分从后现代哲学中汲取“宽容”的精神,这种精神无论对于化解、整治现代化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还是对于协调安排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都非常重要。

四、后现代与现代及其内部的张力。
中国政法大学的文兵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逻辑延伸,后现代是内在于现代之中的自我更新的冲动。北京师范大学的沈湘平更认为,现代性是后现代之后的现代性,后现代是以现代为地缘、为参照的,现代性能够包容后现代性,后现代性却不能包容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键思维是现代性思维的延续。因此在当代中国过分强调和膨胀后现代思想,会使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北京师范大学的严春友同意沈湘平的说法,他认为后现代哲学所揭示出的问题,并非都是理性造成的,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放弃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挖掘了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基础,他认为过程哲学是后现代哲学的思想源头,过程哲学没有抛弃主体观念,只不过是用实在的相互主体取代了单一主体,由此便决定了后现代哲学是建设性的,而不是解构性的。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立场已经存在着,但是现代性本身是未完成的,现代性的发展包含着自身的内在分裂,从而使现在的现代性已不同于以前的现代性,现在的现代性占用了后现代思想的资源,是一种改变了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后现代的现代性”。而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在原则、立场上是有区别的,“否”是后现代性的出场方式,这个“否”是对现代性“普遍理性”有效性的质疑,它不是执意要否定什么,而是守住本来就有的东西。后现代性也是有张力的,其中就有激进和建设性的区分,它是理性自身运动的新状态。后现代不是现代的敌人,因为后现代本身意味着多样性。
北京师范大学的韩震对会议作了总结性概括,认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中国的存在样态不同于西方国家,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因此从“启蒙”的新视角探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和走向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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