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卑琐人性中的绝望
贾平凹有理由觉得自己一生悲苦，因为他对现代社会充满了无奈和绝望，对一切病态的东西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一方面，面对繁富驳杂的现实生存，他不能也无法轻易地绕过去；另一方面，面对纯朴温馨的自然，他想以断裂的方式来重构却又觉得不切合实际，这构成了贾平凹内心深处的一种困顿。
自《废都》之后，贾平凹的小说所极力彰显的核心目标就是人性的丑陋、自私和卑劣，是一曲又一曲没有哀婉只有无奈、没有悲悯只有绝望的“病相报告”，尤其是到了《怀念狼》里，贾平凹更是将人性还原成连兽性都不如的一种生命存在。这种“剑走偏锋”式的审美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人生的失望，对现实的迷惘，对苦与恶的相互混淆(或者说是苦与恶之间的简单转换)。如果我们将《废都》与库切的《耻》稍做比较，就可以发现，同样是写知识分子灵魂的卑微与丑恶，但思想内蕴却大相径庭。库切从“代价”入手，通过大学教授戴维·卢里因对女性的玩弄，尖锐地指出了这种人性的丑陋所带来的尊严的丢失和命运的残酷，甚至在“僭越”之中对种族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废都》中庄之蝶却始终在文化名人的光环下苦闷地游走，在沉沦中“泼烦”，在“泼烦”中走向更深的沉沦，完全是一个在名利场的角逐中逐渐走向畸形的生命形象。所以，阿城说《废都》的“废”不是颓废的“废”，而是残废的“废”。
不仅对现实绝望，对历史，对人性，甚至对人类充满缅想的爱情，贾平凹也同样充满了绝望。这一点，可以从《病相报告》中清楚地看到。《病相报告》试图在巨大的历史跨度中，以人物命运的颠荡沉浮，来重构一种有关爱情的神话。但是，读完整部小说，我感受不到胡方和江岚之间爱情的圣洁，感受不到那种超越了历史恩怨和肉体原欲的执着，也感受不到一种在历史劫难和爱情幻想中所建立起来的应有的尊严。在小说中，即使是到了晚年，胡方也不见那种因爱而变得纯真的表现，而只是不断地将爱化为欲的冲动，或者是一种近乎卑琐的畸恋式跟踪。“爱情更是一种病。”这是贾平凹的立足点。古今中外，人们对于爱情的叙述当然很多，将爱情视为一种悲剧的根源来探讨人性本质的小说也并不少见，但将爱情作为一种“病”来演绎的，却并不多见。所以，我们可以从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看到一对年迈的男女终于走到一起时，彼此的脸上还会散发出孩童般的羞涩和天真，他们第一次躺在床上还像少男少女那些激动不安而又小心翼翼。而在《病相报告》里，圣洁的情感常常变成了病态的、乖张的言行，很难看出作者所说的“凄美”特征。胡方因为几十年如一日地爱着江岚，总是将那枚戒指戴在手上，继而藏在狗腿里，后来又缝进自己的小腿里；当他发现一个小饭馆里的服务员长得像江岚，便每天到那里吃午饭，得到的却是一次次地受辱。他没有尊严，当然他也不需要尊严。他看起来坚贞不渝，而背后却分明是为了真正的肉体占有。所以，作者最后让他带着春药完成了与江岚的聚会，并暴死逍遥床。
至于对乡村，对他终身所倚重的土地，他也同样充满了无奈和绝望。如果说《白夜》中的夜郎在城市中的游走和钻营还带有某种于连式的影子，是受控于都市欲望和畸恋的产物，那么《土门》中的成义以及由成义所掌控的仁厚村则是被市场化现实彻底蛀空了灵魂的躯壳。我甚至觉得，《土门》完全是《秦腔》的一次预演。它将背景选择在城乡结合部，将仁厚村作为一个虚拟的历史，不仅展示了人性的退化，而且叙述了人种的退化(尾骨突出、人兽恋等)。小说中，作者曾借胖子的口吻说过这样一句话:“眉子是仁厚村的，不当人认了，阿冰是狗，仁厚村却当人使唤。”这种人畜倒置的观念，正是作者对仁厚村伦理变化的深切理解。一切乡村原有的“仁厚”伦理被完全颠覆，面对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充满了敌视和对抗。这一切，到了《秦腔》中，终于获得了全面的爆发。
在一种家族式的人物结构中，通过一种碎片式的拼接，《秦腔》所展现出来的，完全是一幅乡村败落史，是传统被现代冲刷后的荒凉和无助。清风街的老村长夏天义不仅性格暴烈、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而且目光短浅，领导无方，导致许多事务和决策的失误，使清风街变得日益困顿；新任村长夏君亭虽然精于制衡，动用各种市场时代的潜规则，在权力的背后不断地将乡村土地转换为眼前的利益，但是，古老的清风街还是一步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瓦解了——大片土地荒芜、女人进城卖淫、男人进城卖力、乡村选举作弊、孩子失学辍学、矿工职业病泛滥、群体暴力抗法……苍劲雄浑的秦腔，终于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沦为替村民们送葬的挽歌。尤其是引生的自我阉割，与其说是对人的原始欲望的自我否定，还不如说是作者对生命存在的绝望和否定，因为在一个半疯子的精神世界里，他所畸恋的白雪不只是一个美人，而是一种古老文化的隐喻。引生的自宫，其实表明了在清风街这座废墟之中，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只有伤害，只有自取其辱，只有绝望的毁灭。
虽然，我们不能以此认定贾平凹的后期写作带有某种反现代的意味，但是，如果要从“文明反思”的角度来审度他的一些作品，我觉得这种反思是一种逆向的、退化性的反思，即城不如乡，今不如昔，人不如兽。其实，对于贾平凹内心深处的这种逆向性、退化性思想倾向，也有学者已经发现。如孟繁华在一篇论文中就说到:“《秦腔》的感伤是正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遥远的凭吊，它是一曲关于传统文化的挽歌，也是对‘现代’的叩问和疑惑。这样的思想贾平凹在《土门》、《怀念狼》等作品中也表达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同时也不免踌躇:《秦腔》站在过去的立场，或怀旧的立场面对今日的生活，它对敦厚、仁义、淳朴等乡村中国伦理文化的认同，是否也影响或阻碍了他对‘现代’生活的理解和认识，因为对任何一种生活的理解和描述，都不免片面甚至夸张。《秦腔》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值得讨论的。”这里，作者运用了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来描述贾平凹“过去的立场”和“怀旧的立场”，看起来是在为贾平凹的这种思想在进行辩护，其实已表明了他“不免踌躇”的心绪——因为他同样明白，反文明式的思想对抗，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作。
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的后期小说不仅充满了绝望的意绪，而且遍布了类似于“垢甲”的粗俗细节，包括一些类似于手机短信的黄色笑料、乖张反胃的大小便描写、原欲化的性暗示以及各种畸形的情恋叙述(如《猎人》中的熊奸人)。这些细节有很多是没有必要的，也看不出有多少是真正产生于人物身上的“垢甲”，是真正源于人物精神本源上的“垢甲”，而贾平凹却每每对之进行自然主义式的叙述，以至于让人觉得“脏”，与他早期的唯美性叙事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而这，也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作品的审美格调，削减了作者对人性恶的揭示效果和批判的力量。
贾平凹的创作存在着很多隐秘的内部矛盾，犹如他本人丰富的内心冲突一样，呈现出各种难以调和的复杂状态。但我要说明的是，贾平凹在创作中所体现的这些无法协调的矛盾，绝不只是他一个人所独有，它们同样或多或少地分布在与他同时代出生的作家群中，只不过贾平凹更显突出、更显集中。这也意味着，任何只关注其矛盾一方面的研究，都会导致判断的片面性，所以，近些年来，贾平凹的作品常常在评论界呈现出两极化的价值评判。(洪治纲)
(本文原载《钟山》2006年第4期，选载时作者做了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