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代最早的评论家似乎更关心对文本的注释和解释，而后来宋朝和明朝的评论家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看到的经典中包含的深刻道德和形而上学意义和原则。早期的评论家常常简单地解释词或者短语的意思，目的是让读者抓住文章的意义。三世纪的《论语集解》编纂者这么担心个人偏见，以至于他们不愿意“随意地决定
文中的含义”。他们相信自己像孔子一样，是传统的传播者，把他们看作经典含义的编辑者而不是经典的解释者。
他们的哲学著作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原因如下：首先，经典的最初记载可能差别很大。中国的语言到了秦始皇统治时才统一，（中国（China）就是模仿（chin）的发音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位公元前221-210年）是在经典出现后很久了。第二，文本丢失或者破碎了。最初解释这些词语意思的文化不再存在了（也没有方便的途径接触这样的文化）。但是尽管《论语集解》的编辑没有装饰美化，我们仍然应该怀疑：他们在评论的时候是有高度选择性的，他们可能修改了他们不喜欢的文本，他们有一种敬畏的倾向来理解神圣的孔子，虽然有文本上相反的证据，把孔子当作不可能犯错误的圣人。
后来的评论往往更关心系统性，要揭示全面、权威的文本内在的智慧超级结构。中国中世纪早期看到了佛教传入的广泛影响。让人并不觉得惊讶的是为了抗衡佛教的影响，有些评论家可能按照佛教的原则来理解儒家，或者让儒学有更丰富的形而上学基础。作为对儒学衰落佛教兴起的反应，宋朝的理学遵循孟子的儒学，完全地思辨和形而上学。当代评论家似乎可以分为两类：试图忠实于孔孟最初的教导的保守派，即使他们似乎显得过时；挑选自己喜欢的一些内容的自由派（比如人道、同情）然后按照这些主体建立一派“儒学”。
经典的作者往往被看作圣人，而评论的作者地位就没有这么高了。实际上，有人怀疑评论根本就没有必要。在宋朝改革的时候，有些人相信经典对于聪明的读者来说是非常清楚明白的，根本不需要帮助就可以确定其中的含义。
但是如果经典不够清楚明白，解释就是不可避免的。随着一层又一层的解释，我们越来越深地进入复杂的阐释学中，依赖于解释的原则，这些原则不能直接从文本本身得到证实。每个评论者必须采取哲学假设，而这样的假设势必影响他们对于文本的解释。
一个常见的但是可能引起争议的阐释学原则是发现作者的意图。但是说到四书和五经，我们很少知道作者是谁。每个文本都是众多作者的产物，往往是不确定的，跨越巨大的时间和空间的间隔。传统上说评论家试图绕开这个问题，把作者认定为孔子（作为说话者、作者、编辑、编纂者、甚至是作者的父亲或者祖父）但是这已经不再经得起推敲了。即使我们可以确定作者是谁，作者的意图也是难以确定的。因为我们没有不依赖文本的，第一人称的心理条件接触作者的意图，我们只能解释作者说的话，而不是作者的意图。（我们常常说或者暗示我们并不相信的意思）。一旦话已经说出来，或者文章写出来，它就有了与作者意图无关的独立的生命。
第二个常见的阐释学原则是在它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解释文章的意义。但是考虑到比如《论语》部分内容的写作日期的巨大困难，试图按照篇章的社会政治背景解释意义肯定是高度主观性的。比如如果把它看作孔子本人生活的时代春秋时期，或者他的学生的时代战国时期，和四百年后汉朝初期的儒家时代对比，文本的意义可能相差很大。
到这个时候，基督徒读者可能觉得阐释学的鞋子确实穿着很舒服。儒家和基督教传统的平行关系是非常明显的。《书经》相当于《摩西五经》（Pentateuch）历史书，《诗经》相当于《诗篇》（Psalms）和《雅歌》（the Song of Solomon），《礼记》相当于《利未记》（Leviticus）（在基督教圣经里没有对应占卜和玄妙的《易经》的内容）。《论语》在体裁和权威性上相当于《福音书》（the Gospels）；《孟子》和《大学》和《中庸》相当于《保罗书信》（Pauline epistles）（孟子把儒学系统化的努力对于儒家传统的影响和论语一样大，正如有人指出的保罗的书信比福音书给予基督教的内容更多）。像儒家经典地位一样，《圣经》也是一本书，体裁不同，变化多样，涉及的年代久远，有些失传的史前时代，它是由众多作者，编纂，编辑而成，但是它的阐释者都认为它是和谐的充分的。关于基督教经典的争论都认为或者沉淀原则上的分歧。有人试图超越通过诉诸圣经的睿智来解释的需要。(对于真理的聪明观点被拒绝给予反对他们的人。)
这里就出现了评论传统的问题：经典文献往往变化多，模糊不清，没有沉思默想。它们是在古代文化中用古代语言写成，让理解和翻译变得非常困难。猜测者和系统化者，也就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必须依靠破坏他们猜测和系统的文本工作，也就是说，文本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够得到证据（不管是文本还是其他证据）的支持。像儒家学者一样，基督教学者同样共享一些核心的价值。在这个共同的核心价值之外，文本要求很多的人类判断，关于神学议题的不同意见看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比如婴儿洗礼还是成年洗礼，加尔文主义还是亚米念主义（Arminianism）（预定论还是自由意志论,经典神论还是开放神论等。）但是评论家，不管是儒家还是神学家，都坚持他们已经发现了（或者即将发现）难以描述的线索，即他们圣经的中心意义，这个意义曾经清楚说明（或者即将说明）多彩的、丰富神韵的文本的其他部分的意义。
译自：“Confucian Hermeneutics ”by Kelly James Clark
作者简介：凯利·詹姆斯·克拉克（Kelly James Clark）加尔文学院哲学教授。最近的著作《哲学101关键词及其对神学的重要性》（WJK Press）
本文评论的三本书：
John Makeham, 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Harvard Univ. Press, 2004).
Bryan Van Norden, ed.,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Oxford Univ. Press, 2002).
Daniel Gardner, Zhu Xi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Columbia Univ. Press,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