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评论从来不是确定性的？
直到西方现代史的后期，或者在东方更晚的时候，哲学和神学思想的主要表达方式还是评论性的。在中世纪评论传统下，观点被表达出来是作为对普遍接受的传统的解释和扩展。和当代学术界尊重创新、蔑视传统的众多学者相反，中世纪的评论家普遍地把自己看作一系列权威文本的盟
友。比创造一个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些文本，阐释学是最基本的工具，创建体系是第二位的。阐释的途径不仅被看作理解经典文本的手段，而且是了解现实的工具。
在中国以及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儒家阐释学的传统是最广泛的。西方普遍认为孔子的《论语》是儒家（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最初的或者唯一的来源。但是孔子本人宣称他是体现在前朝黄金时代的儒家（学者、君子和领袖）身上的古代道德和社会传统的传播者。这些朝代包括夏（大约公元前2100-1700年）、商（公元前1700-1027年）和特别是周（孔子称赞的西周（公元前1027-771年）所有这些日期都是笼统的说法，因为这些朝代可能有交叉重叠的政体，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具体）。著名的朝代领袖受到称赞，比如夏朝时传说中的尧、舜、禹，以及历史人物周文王、周武王。儒家学说（儒学）因此是在孔子之前就存在的。在这些朝代和他们的朝代领袖里，传统是得到确认的，理想是真实的。我们了解到这些道德君子是在所谓的《五经》（《易经》、《春秋》、《书经》、《诗经》、《礼记》），很少有现在的学术证据支持传统的信念，即孔子是《五经》的作者、编辑或编纂者。（孔子把古代纪录、诗歌和文献的大杂烩转变成为具有权威性的经典。）
只是到了宋朝（汉朝时把儒家定为经典一千多年后），《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才被承认为儒家经典，在此之前，只有《五经》。后来，《四书》的地位又高于《五经》。《四书》和《五经》的关系最终成为像圣经的《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的关系一样，结果也类似：新的超越了旧的。我敢说在美国讲授的少数中国和东亚哲学课程甚至在中国本土的课程会布置任何经书作业。
把孔子看作传统的传播者让孔子成为第一个伟大的儒家评论家，《论语》成为关于经典的伟大评论著作。实际上，十八世纪的中国学者认为《论语》归纳了经书的意义。如果这是对的，我们和最初的传统相去甚远（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最初的文献（其中许多是建立在更原始的口头传诵的传统上）、编辑的修订、以及像《论语》中孔子那样的评论。
我们可能再添加一个偏离传统的移动，《论语》并不是孔子所作，而是他的弟子和追随者在从二十年到四百年不等的时间段内编纂而成的。因此，这些作家不可避免地添加他们自己的观点和和风格在孔子最初的观点上（对比第十章中关于礼的冗长和详细的指导和第一章到第四章非常简练的风格）。最后，即便把作者的问题放在一边，《论语》很难理解，所以我们需要评论家来解释孔子对于儒学的评论。
在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汉武帝时期（大约公元前136年），儒家学说成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国所有的未来统治者都需要学习儒学和考试（柏拉图式的道德教育）直到一九一二年中国王朝时代的结束。这是学者董仲舒（公元前179年-104年）解释的儒学，所以我们离经典又远了一步。虽然科举制度整个中国历史上涨涨落落，在原则上，它试图通过给统治者灌输仁的美德（仁有时候被翻译成“慈善”）和体现在相互关系上的同情的感情（相反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社会更加人性化。它还追求建立在忠孝基础上的和谐的、等级差别的社会，即孩子孝顺父母，父母关爱孩子。在家庭中学到的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将从家庭扩展到社会，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和爱护，最终扩展到世界各地。圣君的权利来自上天的委托（奉天承运），但如果君王不能满足臣民的需要，这个委托可以被撤消，王朝可以被推翻。
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但这个传统有很多层的内容，有些可能最初都存在的，有些可能是隐含的意义，被评论者发挥和强调出来的，有些似乎最初在那里但被评论者删除或者忽略了的，有些可能原来根本就没有，完全是评论者添加上去的。每个评论者似乎都有让人好奇的偏好，要让孔子的观点正好和他自己拥有的观点一模一样。但是二十世纪（受到实证主义的磨练，有神论的警惕（尤其是基督教传教士）和本质主义的嘲笑），明显的传统主义者，等级的、有神论的、本质主义的儒家传统作为实用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得到主要的汉学家充满热情地认可。但是在每个解释里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孔子仍然是让人着迷的人物，在整个亚洲（以及那些希望了解亚洲的人）不管什么样的评论家，都必须做出他们的估算。
这些话题在本文评论的三本大师级的著作中都有讨论，这些书代表了由历史学家率领后来被哲学家和宗教学家跟进的汉学研究最近的精彩著作大爆发。梅约翰（John Makeham）和丹尼尔·伽德纳（Daniel Gardner）是历史学家。梅约翰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述”者与“作”者：〈论语〉的注释研究》是这三本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有深刻洞察力地探讨千年来的古代评论。伽德纳的《朱熹读解〈论语〉:经典、评述与古典传统》的宝贵贡献在于帮助我们明白朱熹这个或许是中国最伟大和最系统的哲学家和先师孔子的关系。万白安（Bryan Van Norden）编辑的著作《孔子和论语》是试图理解孔子的当代著名哲学家（也是评论者）的论文集，这些文章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对孔子传统的理解和修正派的理解。
早期的评论假设孔子经典是内在连贯一致的，合起来足够指导所有人的生活。评论家假设在文本的明显多样化的表面下有单一的模式（一条线）。汉朝对于“经”（被翻译成经典）这个词的词源学解释是把文章写在竹片上的竹片串在一起的线，形象地暗示了把意义连在一起的线索。但是经典的众多文体抗拒单一的阐释学。单单在《五经》中，我们就发现历史、史前史、后历史重构、官方文件、法律、神学、诗歌、占卜、道德说教、传说、形而上学思考、社会批评、国家管理、宗教、风俗、迷信等。虽然明显差异、零碎、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形成，整个宝库被看作是全面、统一、和谐的整体，用一本书来解释另一本书。经典被看作扎根于孔子的思想和世界的本质，如果整体上来看，它包含最重要的道德、社会、世界和历史原则。
但是内在的一致性产生了问题。比如，考虑儒家的核心美德“仁”和非常著名地描述的“礼”之间的关系。（一般被翻译为“礼仪”，但它的意义显然更宽泛比我们理解的礼仪更少宗教色彩，“礼”包括普遍的礼节和宗教仪式，所以最好被翻译成“propriety”）在《论语》中我们发现两个显然矛盾的对这个关系的理解：1）礼产生仁，2）礼是仁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前者显示仁是关于一个人的内在道德态度和感情的，而后者认为不过是外在的礼仪活动而已。存在矛盾的篇章似乎明显支持一方的观点，有的支持另一方的观点。这个问题的典型解决方式是评论者的意识，他总体上信任《论语》，这个总体信任给予优先权给那些支持一个人更喜欢的观点的文本，而相反的文本被按这样的思路把责任推脱掉。有些融合论者试图融合这些明显差异的观点在一个高度巧妙的，常常技术性的理解上。很难想象非常坦率、不投机的孔子本人会喜欢这样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