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学以外，哪方面你要说有大师人家都承认。为什么文学不行，因为你找不到一个雄辩的鲁迅，找不到一个扛着十字架的人。”正在北京举行的中韩暨观察员国家文化艺术界高层学术论坛上，作家王蒙对时下颇为流行的“当下文坛没有大师”的话题,给出了另一种回应，“今天的文学，在雄辩性式微的同时表现出更多的亲和性，而在不少人看来，雄辩的才叫‘大师’，亲和的最多就是‘小师’。”
中国当然只有一个鲁迅
王蒙将“五四”新文学的主流称为雄辩的文学。“它要倾诉，而且它要辩驳，它有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封建的、落后的旧中国。”鲁迅的小说及杂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等都是佐证。王蒙指出，雄辩的文学和它处在革命的前夜和革命当中这样一个语境有很大的关系，而作家是很容易、很愿意倾向于革命和变革的。
“但这种雄辩的、辉煌与痛苦交织的文学在革命以后，雄辩性就变得可疑了。”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的雄辩性主要存在于80年代初期，“但这个时候，雄辩的文字未必经得住时间的考验，雄辩性带来了动员性、精英性、浪漫性与煽情性。雄辩性的式微，引起了一些人对文学失望乃至于痛心疾首的情绪。”
王蒙本人对此却很坦然：“中国当然只有一个鲁迅，也只有一个曹雪芹，也只有一个杜甫；这就像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
更多的是良师益友的文学
王蒙认为，雄辩性的式微并不是因为现在不允许雄辩，而是当下的文学比革命前与革命中具有更广泛的精神内容，体现出更多的亲和性。现在，更多的是良师益友式的文学，而不是精神领袖式的、抗议者的文学。
在王蒙看来，古今中外，文学的雄辩性和亲和性不是截然对立的。文学，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此岸”、即人间的肯定和爱恋，对世界万物的平衡、和谐与运转的赞颂，对天人合一理念的表达，对爱情、亲情等种种情感的讴歌，对精神的自我慰藉和调剂，对世界的爱心和礼赞，对忧伤、无奈的唯美转化……从《卿云歌》、《江南可采莲》等数不胜数的中国古诗到惠特曼、泰戈尔的诗作，无一不是具有亲和的美感和力量。
作家是否该成为社会医生
对韩国文坛影响颇深的鲁迅，成为与会作家、评论家的共同话题。韩国文学评论家柳宗镐说：“鲁迅弃医从文，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笔作为手术刀，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医生。”他指出，从托尔斯泰、鲁迅等作家的活动中可以看出，作家可以成为社会的医生，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文学威严。但在精神世俗化的今天，我们看不到这种现象，文学被日益娱乐化了。他举了一个例子：金光均是韩国现代派诗歌运动中的重要诗人，他曾以“虽然伤心，仍坚强生活”的鲁迅为榜样给自己鼓劲，但迫于生计，最后只能去办企业养活家小。
柳宗镐发出这样的疑问：作家面前摆着两条路，是应该作为一名娱乐产业的从事者而知足呢，还是应该努力成为社会的医生？他引用鲁迅《故乡》中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表示愿意在“新的‘路’上等待文学。”
作家莫言则对大部分作家依然在承担着社会责任给予肯定，只不过确有一部分作家喜欢写一些更闲适的娱乐类作品，但“无可厚非”。（江胜信）
